（三）辟署

辟署，亦称辟除、辟举、辟召等，是主要长官任用属吏的制度。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一种范围广泛而又十分重要的入仕途径。汉代规定， 二千石以上的长官可以自辟掾属，直接为百石官吏，百石以上的官吏再报中央核准。

辟署分为中央长官辟署和地方长官辟署两种途径，在中央公府辟署的掾属升迁最快，如东汉的鲁恭“在公位选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数十人”⑦。按规定，中央长官辟署掾属不限地域，可在全国范围内选用人才，地方长官则只能在其管辖范围内辟署。选辟的标准类似察举，要求被选用者必须是有“才

② 《抱朴子》外篇卷 15《审举》。

③ 参见罗新本：《两晋南朝入仕道路研究之一》；《西南民族学院 学报》1986 年第 4 期。

① 《三国志》卷 15《魏书·贾逵传》注引《魏略》。

② 《文献通考》卷 28《选举》。

③ 《晋书》卷 48《段灼传》。

④ 《晋书》卷 45《刘毅传》。

⑤ 《晋书》卷 92《王沈传》。

⑥ 《通典》卷 14《选举》。

⑦ 《后汉书》卷 25《爵恭传》。

能操守者”，一般还需要经过一定的考试。①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府、州郡辟召椽属仍是重要的入仕途径，据有人统计约占总数的 15.4％②，也有人认为约占总数的 46％③。按照这个时期的官制规定，公府、卿署、军府、州郡府下的掾属佐史数目一般都在 200 人以上， 其中大部分是由长官辟召而来的。这些人中有人后来肩负重任，荣升贵显而进入史传，但终究是少数。至隋代，所有的官吏任命权均被收归中央，“海内一命之官并出于朝廷，州郡无复辟署之事”④，此后辟署才降为不重要的仕途。

除上述几种主要的选拔官吏的办法之外，这个时期还有其他的选拔官吏的途径，诸如征召、荐举、任子、军功、计吏、上书、博士弟子和国子、技艺、纳赀等。这些选官途径一方面是用来与主要选官途径相互补充，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适应当时某种政治形势的需要。

征召，是皇帝采取特征和聘召的方式，选拔“吏民育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⑤，以及声明德望著于当世者，朝廷为他们提供特殊待遇，“县次续食，令与计偕”⑥，沿途地方官负责迎送，有时还用公家的车马直接迎进朝廷。这种被征召的人在汉代称为“征君”。征召是一种比较尊荣的仕途。

荐举，有私人荐举和官府荐举之分。私人荐举是臣属以个人名义向君主举荐人才；官府荐举是以官府的名义向君主荐举人才。这两种方式均为察举制的补充。荐举带有一定的保举性质，被举荐的人如果犯法，荐举人要负连带责任。

任子，是勋臣子弟依靠父兄的官秩和功劳被保任为官的方法。按规定： “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①。后来发展到任及家人，既不限制视事三年，又不完全限制官秩，退休致仕的官僚也可以享受这种待遇。由于这种选官方式是为了照顾在职或致仕官僚们的利益，以换取官僚阶层对现政权的忠忱和支持，所以得以长期保留和发展，一些贵阀门楣因累代受任而愈益扩大，以至出现“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②，“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③的现象，形成世家门阀。在两晋南朝史书传记中可考见入仕途径的 684 人中，由世家门阀入仕者竟达 434 人

④。

军功，是适用于战时的特殊选官方式。秦在商鞅变法后，即有按军功大小赏给爵位和官职的制度。汉代有以六郡良家子从军、积功而为将帅的著名人物，如李广、赵充国、傅介子、甘延寿、冯奉世等。“军功多用超等，大

① 《说文解字·叙》引汉《尉律》云：“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章）字，乃得为吏”。

② 参见罗新本：《两晋南朝入仕道路研究之一》，《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 年第 4 期。

③ 参见陈琳国：《两晋九品中正制与选官制度》，《历史研究》1987 年第 3 期。

④ 《文献通考》卷 39《选举十二》。

⑤

⑥ 《汉书》卷 6《武帝纪》。

① 《汉书》卷 11《哀帝纪》往引应劭《汉仪注》。

② 《后汉书》卷 34《梁冀传》。

③ 《后汉书》卷 54《杨秉传》。

④ 参见罗新本：《两晋南朝入仕道路研究之一》，《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 年第 4 期。

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军功成为寒门入仕而跻身于显宦的重要途径，如陶侃、刘裕、高欢等，或为三公，或为开国之主。

计吏，秦汉时郡国的上计吏去中央汇报时，有些被朝廷留任为官，称为“计吏拜官”，逐渐成为一种入仕途径。计吏拜官是伴随考课制度而形成的， 当考课制度遭到破坏的时候，这种仕途也随之没落。魏晋南北朝时，以“计吏”步入仕途的便明显减少了。

上书，是因循战国时期游说君主的习俗而形成的自荐式的入仕制度。在汉代，吏民可以直接上书至公车司马（皇官南阙门），由大臣评判上书内容当否，然后报请皇帝，“高者请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试事，满岁以状闻，下者报闻，或罢归田里”①。许多人以这种方式进入了仕途，仅汉武帝时， “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数”②。东汉时，这种自荐式的仕途渐为世家所不齿，到魏晋南北朝时，更趋于没落。在世家阀阅看来，“守门诣阙，献书言计，率多空薄，高自矜夸，无经略之大体，咸糠粃之微事，十条之中，一不足采”，遵守法度的君子“不足与比肩也”③。豪门的鄙视，朝廷的不重视，使这一入仕途径成为险途。魏晋以降，以上书入仕者便百不及一了。

博士弟子和国子，是通过学校培养考试合格入仕的途径。西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射策者，谓为问难疑义， 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置为甲乙之种，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而释之，以知优劣”④。考试则有学童、博士弟子、明经、明法等区别， 合格者分别授以官位。博士弟子初期为 50 人，至西汉后期曾达到 3000 人； 东汉初年修建太学，校舍和博士弟子员额也不断扩大。“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①，弟子员额多时达 3 万余人。魏普南北朝在此基础上加以整顿和完善。国子太学生通过经学、文学、童子、策试、监试等途径可进入仕途。

技艺，即以一技之长而入仕。汉武帝刘彻“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亡所阿私”②，使许多持有体力、方术、音乐、杂技等本领的人得以入仕，但其中也混杂着带浓厚迷信色彩的方土和媚上欺下的江湖骗子。因此，这种仕途越来越不为人重视，仅剩一些以明书、明算、明法等为专长的人可以经过考试进入仕途，但也很难做高官。

纳赀，即用资财和金钱而得官。秦入粟拜爵，开纳赀取官的先河，这种做法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也相当普遍，在国家财政困难时经常卖爵，特别困难时也兼卖官，以解决财政的危机。这种做法，虽然能解救一时性的财用匮乏之急，但也必然从体制内部腐蚀着当时的吏治。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选拔官吏途径虽然繁多，但各种途径几乎都与荐举有

⑤ 《南齐书》卷 2《高帝纪下》。

① 《汉书》卷 78《萧望之传》。

② 《汉书》卷 65《东方朔传》。

③ 《颜氏家训·省事篇》。

④ 《西汉会要》卷 44《选举》。

① 《后汉书》卷 69 上《儒林传序》。

② 《史记》卷 128《龟策列传序》。

关尽管路途迂回曲折，但还是必须通过某种荐举之门才能入仕，这就为世家门阀提供了方便。选举与教育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颠倒了，由各种途径选拔上来的人才，除有些可以直接为官外，更多的则是为郎或博士弟子，先入三署郎官署或太学深造一段时间再出拜为官，这是先选士后教育。受过教育的人入仕为高官也不容易，西汉一代担任丞相或相当丞相职务的 47 人，经受

过官府学校教育的仅 4 人。选举和考课也没有明显的区别。这里所说的选举， 是指在一定范围的士子内经过考试选拔可以任官的人才。当时，选举的项目往往也是考课的课目，选举也不仅限于士，只要符合项目，即使是官也可以再入察举。尤其是辟举。纯由长官个人控制，标准不一，选举权限也不集中， 被选中的人素质不一，鱼龙混杂，这与中央集权的人事制度格格不入，所以“选举之法，一变而为辟举，再变而为限年①，三变而为中正。四变而为停年

②，五变而为科目”③，选举之权便逐渐被收归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