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翰林学士知制诏承旨制度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决策出令大权只能属于君主而不属于宰相。为便于准确地体现皇命并便于工作，形成了辅政权向官中转移，执行权向外推移的状况。“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①但三省辅政，拟定诏敕归于臣下，必然限制皇权的发挥。所以，在中书门下制形成以后，就出现了“北门学士”。“上元（公元 674—676 年） 中：（弘文馆学士刘祎之）与（著作郎）元万顷等偕召入禁中，论次新书凡千余篇。高宗又密与参决时政，以分宰相权，时谓‘北门学士’”②。北门是宫城的后门，君主择选一些有文才的人在这里“待诏”，随时听候呼唤，“至朝廷疑仪表疏，皆密使参处，以分宰相权”③，实际上君主又在着手建立新的秘书机构。为方便起见，“天后时，苏味道、韦承庆皆待诏禁中”④。新的秘书人选转移进内廷，离君主越来越近，能直接承命奏复，有时就取代了中书门下的职能。

唐代“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乾封（公元666—668 年）以后，始号‘北门学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诏’”⑤，掌管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后又选文学之士为“翰林供奉”，与中书省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至开元二十六年（公元 738 年），改供奉为“学士”， 别置翰林学士院，专掌内命。唐肃宗李亨以翰林学士入禁中值班，负责撰写诏敕。这时的翰林学士院已经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最高秘书机构，所以“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⑥。这个秘书机构始终在君主左右，“天子在大明宫，其院在右银台门内。在兴庆宫，院在金明门内。著在西内，院在显福门。若在东都、华清宫，皆有待诏之所”。在学士内“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所以独承密命故也”，以至“贞元（公元 785—805 年）以后，为学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①。这样就导致了辅政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化。

按规定，诏敕是用黄、白麻纸书写，“高宗以白纸多虫蛀，尚书省颁下

③ 《历代职官表》卷 3《内阁》引王曾《笔录》：“旧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事无巨细，并熟状拟定进入。上于禁中亲览，批纸尾，用御笔，可其奏，谓之印画，降出奉行而已，自唐末以来不变。”23。

① 《韩昌黎集》卷 11《原道》。

② 《新唐书》卷 117《刘祎之传》。

③ 《新唐书》卷 201《元万顷传》。

④ 《旧唐书》卷 43《职官志》。

⑤

⑥ 《新唐书》卷 46《百官志一》。

① 《旧唐书》卷 43《职宫忘四》。

州县并用黄纸”②。而翰林学士“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③。这样，“内命”用白麻，“外命”用黄麻，都具有诏敕命令的效力。翰林的“内命”不经中书门下而直接下传④，政令传发便由原中书门下一途变为两途。与此同时，中书舍人加“知制诰”而掌外制。“中书舍人时谓宰相判官，宰相亲嫌，不拜知制诰为屧脚”⑤。唐昭宗时，赵隐的儿子，一为翰林学士，一为中书舍人知制诰，“兄弟对掌内外制命，时人荣之。”⑥沿袭到宋代“翰林学士官谓之内制，掌王言大制诰诏令赦文之类；中书舍人谓之外制，亦掌王言， 几浩词之类”⑦，二者分权已经成为稳固的制度。所不同的是，宋代的翰林院迁出禁中，与宰执并为朝官，两个出令机构并存，使宰相难以专行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