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教育和科举制度一、教育制度

古代的教育制度总是与当时的仕进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制定教育制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提供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

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在唐代，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广文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七学， 由国子监掌管“训导之政”，各学分设博士、助教主管施教。当时士族门阀遗留较多，对各学学生的身份限制仍较为严格，入学资格仍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国子学只准收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和从二品以上曾孙；太学只准收五品以上及郡县公子孙和从三品曾孙；广文学专收附监修进士学业的人；四门学只准收七品以上、侯伯子男之子及庶人的俊士。

只有律学和书、算学才允许酌收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在正常的情况下， 除广文学以外，六学共有学生员额 1410 人，而律、书、算学学生合计仅 110 人，低层官吏和庶民子弟入学读书的机会是很少的。在地方州县也都设有经学博士、助教，主管教育本州县的学生，学生也多收“仕家子弟”①。在州还设有医学博士、助教，主管培养医学人才。这样就形成了由中央到地方的教育和管理体系。

宋承唐制而略有所减，中央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三学，州县也各设州县学。由于此时士族门阀政治衰落，士族地主的特权相对减少，对学生的资格限制也就相对放松。宋初，国子学收京朝七品官以上子孙，生员由 300

人减为 70 人，太学收八品以下及庶人子弟，资格限制有较大程度的放宽。北宋时期，对学校教育比较重视，其中有三次大规模的兴学。第一次是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 1044 年），范仲淹任宰相时，普建州县学，改建国子学和太学，实行“升贡”的办法，学生可以由州县递次升到太学。第二次是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公元 1068—1085 年），王安石为宰相时，创立太学三舍法， 将太学分为外、内、上三等，初入学为外舍生，经年考月试便能逐渐升为上舍生；上舍生毕业成绩优等的可以免试授官，中等的参加殿试，下等的经吏部考试再经殿试后也可授官，从而使学校教育与仕进的结合更加紧密。第三次是宋徽宗崇宁年间（公元 1102—1106 年），蔡京执政时，仿行王安石新法， 增加太学学生名额，实行毕业授官，呈现“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①的局面。随着升贡制度的完善，至南宋时，国子学也并入太学，官学的层次和管理进一步得到完善。

科举使读书人可以取得搏争功名的机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制度的发展。由于官学生员有限，加上报考科举的条件放宽，从而使许多自学和私学生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跻入仕途，促进了私学教育组织的发展。在五代、宋时出现了“书院”这样的私人教育组织。私学虽然不是由国家直接控制的， 但所学的内容仍仅局限于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官学并无多大区别。由于开办私学和担任教职的又多是退职的官僚和士大夫，因此，在私学中，儒家伦理纲常一直被奉为正统思想，儒家经典及诠释则被指定为法定教材。因此之故，

① 《新唐书》卷 197《韦宙传》。

① 《文献通考》卷 43《学校考三》。

私学能够与官学并存，并成为官学必要的补充。

劝之以学，诱之以禄，是封建统治阶级办学的指导思想。宋仁宗赵祯有诗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①教育与科举的结合，教材规定的死板和缺乏实用性，当然有其局限性，但科举考试终究是以一定的学习和应试成绩为等第依据的，比之过去以门第高低为入仕标准，可以说是一大进步。为应科举而兴学重教，在当时也是有其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