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后宫和宦官制度

由于长嫡长继承制的建立，促使后宫的嫡庶妃嫔制度也日趋严格。春秋时期，列国国君虽不能如天子之制而设立后妃，但像齐襄公那样“唯女是崇， 九妃六嫔，陈妾数百”①的国君也比比皆是。春秋后期，各国国君相继称王， 均按王的规制设立后宫，后和妃嫔的差别明显起来，嫡庶关系完全确立。

后宫制度作为君主专制的附属制度，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有时竟造成祸患，形成政治动乱。例如，春秋初期，郑庄公的母亲武姜与小儿子叔段里应外合，想让叔段取庄公之位以代之，事情不果，叔段逃亡， 武姜被囚；后庄公掘地见母，产生了有名的“黄泉见母”的典故②，。自此以后，其他各国也或多或少地发生过与后宫有关的动乱，较著名的有齐桓公宠幸卫共姬引起的内乱③，晋献公宠幸骊姬而引起的内乱④，宋襄夫人易主引起的内乱⑤，秦昭宣王后专政擅权引起的内乱⑥。这些后妃与外家诸侯、权臣、宦官相勾结，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势力。这在当时引起了一些国君和大臣们的警觉。例如，范睢曾以“闻秦之有太后、穰侯、泾阳、华阳，不闻其有王”①的警语劝说秦王收回应有的权力。

宦官是设在宫苑之内的，为王、侯及后妃、夫人们生活服务的官员的总称，由阉割的男人、未成年的贵族子弟及家内奴隶充当，分别称为宫正、宫伯、内宰、阍人、寺人、内小臣、内竖、阉官等，这在西周时就已经形成一定的制度②。随着专制制度的不断完善，宦官作为君主的亲近之人，逐渐参与朝廷的政务，《诗·小雅·巷伯》就反映了西周末年宦官的一些情况③。

春秋战国时期，宦官利用接近列国国君、诸卿、后妃、夫人的特殊身份， 奔走趋使于诸侯王、重臣、后妃、夫人之间，或侍枕席，或阿媚取宠，或参与政事，假借君主的名义，外结权臣，内结后妃，弄权作恶，甚至废立君主， 诛杀太子，屠戮大臣，在诸侯国中造成很大的祸害。其中较为有名的事例如： 齐桓公晚年，有个雍巫，又名易牙，善于烹调，得寺人貂引见给桓公做菜， 易牙将自己的儿子烹煮给桓公吃，因此得宠，寺人貂即竖刁，以厚献和自宫得以接近桓公得宠。这两个人在齐桓公六位妃嫔中，选定长卫姬，撺掇桓公

① 《国语·齐语》。

② 参见《左传·隐公元年》。

③ 参见《史记》卷 32《齐太公世家》。

④ 参见《史记》卷 39《晋世家》。

⑤ 参见《史记》卷 38《宋微子世家》。

⑥ 《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

① 《战国策·秦策三》。

② 阉割者称为阉人、寺人，商代就有阉割之刑（见《甲骨文合集》5996—5999 片），“宫者使守内”的制度在商代已有其源。未成年的贵族子弟称为竖，家内奴隶称臣宰，宦官作为阉官的代称，是东汉时期宦官悉用阉人以后形成的。

③ 《巷伯》诗中有“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等句，有人译为：“卿卿喳喳嚼舌根，整天算计陷害人”、“花言巧语信 口编、挖空心思造谣言”，读来颇为生动。参见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01 页。

立卫姬之子无诡（一为亏）为太子，桓公病，这二人和卫姬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断交通，假桓公旨意，发号施令，杀戮群臣，桓公饥渴而死， 却无人理睬。此后，桓公另外五个妃嫔之子，又“各树党争立”①，齐国从此衰弱。再如，晋献公时，骊姬乱政，“尽杀群公子”，宦官奉命率兵追杀重耳（即晋文公），“重耳逾垣，宦者逐斩其衣祛”②，更有甚者，秦庄襄王妃专擅后宫。淫乱不止，与相国吕不韦通奸，吕不韦又以嫪毒“诈腐”，“拔其须眉为宦者，遂以侍太后”，后被封为长信侯，参与国事，使“事无小大皆决于毒”，后嫪毒“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舍人”③，密策政变，被秦王政发觉，发兵反击，双方大战于咸阳，才将此动乱平息。这是先秦宦官势力发展的顶峰，说明宦官在当时已经成为依附于专制君主但又力图左右局势的特殊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