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民运动的重新高涨汉普登俱乐部运动

战争结束后，议会改革运动掀起新的高潮。这次高潮主要是由劳动人民

发动的，工人阶级是战后激进运动的主力军。

科贝特在这次运动中起了点火作用。以前，他一直把自己的宣传集中在城市中等阶级和乡村农场主身上，他的《政治纪事》报主要就是给这些人看的。长期的斗争使他看到上中层人士对改革并不感兴趣，只有工人阶级最坚定地要求改革。因此只有把工人阶级发动起来，改革才有成功的可能。于是， 1816 年以后，他转而面向普通劳动者，与工人阶级直接对话。他知道《政治

纪事》每份 1 先令群众买不起，就把报上的文章摘录成辑，命名为《每周政

治纪事》，以 2 便士的价格出售。在第一期《每周政治纪事》上，他刊出著名的《告英国工人大众书》，号召工人阶级投入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在他的鼓动下，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汉普登俱乐部运动勃然兴起。

汉普登俱乐部的主体是各地的手工工人，其领导人也都是工人激进派。班福德是米德尔顿镇俱乐部的书记。据他说：到他们那个小教堂来开过会的各地领导人中，有 7 个手织工、两个印刷工，鞋匠、裁缝、刻石工、制帽工、

制木履工、医科学生、棉织品制造商、棉布商各 1 人。其中棉织品制造商就是当年卢德派领袖奈特，他本人也是手织工出身。1817 年，政府曾对激进派领袖进行大搜捕，与班福德一同被捕押往伦敦的人中有两个手织工，其他的则有磨刀匠、箍桶匠、漂白工、外科医生和酒店老板等。这些人中身份最高的是“医生”，不过据班福德说，这只是个自学起家的走方郎中，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可见这时期工人激进派的领袖，实际上与伦敦通讯会社时期并无二致。

运动的主要斗争方法是请愿和召开群众大会。在运动高潮中，各地共提交 527 份请愿书，签名的据说有 60—100 万。这使一个叫作“斯潘斯博爱主义者协会”的工人组织认为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决定在伦敦举行群众集会时发动起义。12 月 2 日，集会在矿泉地召开。大会开始后，斯潘斯协会的领导人小沃森等人号召群众向伦敦塔进军，另一个领导人卡斯尔则搞来一车武器。进军群众一路上抢了好几个枪械铺，夺走了大量武器，还沿街鸣枪以壮声势。到伦敦塔后，许多人爬上墙头，要士兵们投降。但皇家卫队迅速赶来，平息了骚乱，并很快将起事的领袖全部逮捕。直到出庭审讯时，斯潘斯派才发现那个一直深受他们信任的卡斯尔原来是个奸细，而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在政府的严密监视中。幸亏为政府作证的只有卡斯尔一个人，伦敦陪审团在审理此案时认为是政府设圈套引起动乱，便开释了斯潘斯博爱主义者。矿泉地事件不仅使政府找到了镇压的借口，也使激进派领袖陷于分裂。

伯德特指责亨特操之过急，表示不再参加即将举行的汉普登俱乐部代表会议。卡特莱特和科贝特认为普选权要求不合时宜，因而提出房产主选举权。只有亨特一人坚持普选原则。在这种情况下，1817 年 1 月 22 日开始的汉普

登俱乐部代表会议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这次大会有 70 名代表，来自全国各

地。经过一番争论，最终采纳了亨特的意见，并由科克伦在 1 月 28 日向议会呈交要求普选权的请愿书。中等阶级的动摇以及对普选权原则的三心二意使

没有房产的工人代表感到汉普登运动已经无望。

就在科克伦等人向议会呈交请愿书的同时，政府却以迅雷般速度开始镇压。3 月 3 日，政府中止人身保护法，紧接着颁布“反煽动性集会法”（3 月 29 日），这个法案几乎逐字逐句照抄小皮特 1795 年的杰作。按照政府方面的说法：有一个“阴谋”正在发展，它要“全面推翻现存的一切制度，瓜分这个国家的地产，消灭这个国家的资产。”阴谋的主使者是“斯潘斯博爱主义者协会”，因而斯潘斯协会被点名封禁。刚露头的议会改革运动被压下去了。伯德特几乎退出运动，科贝特只身逃往美国，俱乐部运动濒于瓦解， 斯潘斯派正在候审，只有亨特一个人还在活动。

科贝特的出走对改革事业极为不利。但一份由工人创办的报纸《黑矮人》填补了《政治纪事》的空缺，成为改革运动的主要喉舌。《黑矮人》指责科贝特出走是临阵逃脱，背叛改革事业；同时相信：人民将继续战斗下去，直至完全胜利。《黑矮人》登上舞台表明工人阶级自己接过了理论领导权，它在工人阶级和中等阶级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它说：“没有什么比所谓的中等阶级的庸俗猥琐更叫我讨厌的了，”因为中等阶级的大多数“只具有动物的感觉，除了拚命谋取生存外没有别的动机，而生活的唯一目的就只是吃、喝、睡、穿”。靠这种人是不能把改革斗争进行到底的。所幸“群众已开始为自己说话了，贫穷造成的勇气和坚定，将大有希望完成那些有教养、有财产的人所不能、或不愿实行的一切！”①《黑矮人》在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为发动工人群众投身改革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