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党社会改革对工党的挑战

工党对早期各种形式的国家福利政策的态度表明，保护劳工利益的斗争与社会政策的改革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内在联系。

早在 1906 年前，劳工代表委员会就开始关注各种涉及劳工福利的政策。

在 1906 年大选时，工党比自由党更急于进行社会改革。尽管工党内部存在着各种分歧，但也有基本的、与自由党完全不同的利益联系，他们具有一种强烈的有别于激进自由主义的意识。从 1906 年参加大选的候选人的态度可以看出两党的差别：在劳工候选人中，88%支持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81%支持政府支付养老金，79%支持教育改革，60%支持住房改造，只有 16%赞成“紧缩政策”。而自由党候选人关注的目标依次为：86%支持教育改革，69%支持改革养老金与济贫法，41%支持与住房和失业有关的立法，而有 54%的人赞成“紧缩”。①

这种差别可以解释为什么自由党政府在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中上台却又迟迟未能作出相应的反应。与自由党政府相反，工党在大选之后不断地提出各种社会改革的议案。1907 年 2 月，工党在下院未提出养老金问题，引起哈第的不满，伯恩斯立即提出了一个修正案。1908 年 2 月，工党再次在一个特别会议上专门讨论了养老金问题。在社会保险方面，工党强烈要求废除济贫法，实行哈第“工作与生活”原则。从 1907 年起，他们连续提出了 3 个“工作权利”的议案，以对付失业问题。

工党的声势引起了自由党的警觉与恐惧。但劳合-乔治却认为，工党要想取代自由党只有在自由党无法帮助“人民对付严酷的社会环境，把民族从不堪忍受的贫民窟和广泛的贫穷之中转移到闪耀着富裕之光的土地上”时才有可能。①为了减弱工党的影响，自由党在组阁两年之后，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来推动社会改革事业。

1908 年 6 月，自由党政府首先提出了养老金法案。接着工党提出了更为激进的修正案，并戏剧性地得到了保守党的支持，从而使自由党政府处于尴尬的境地。尽管如此，自由党政府的养老金法仍然顺利得以通过。该法案规定由议会拨款为 70 岁以上的老人发放养老金，享受养老金者不得被剥夺任何原有的权利。②虽然颁布养老金法不是出于自由党本意，但它毕竟是政府通过国家财政力量来建立社会福利事业，因而为未来的福利国家奠定了一块基石。

但自由党对济贫法的改革却始终没有显露出应有的热情，甚至在 1909

年 2 月调查济贫法执行情况的皇家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冗长的报告后，阿斯奎斯等人仍然无动于衷。他们的借口是自由党成员不会赞成报告的结论。结果该委员会又起草了两份报告，其中一份有 14 名成员签字，包括韦伯夫妇和乔治·兰斯伯雷，被称为少数派报告。另一份则称为多数派报告。多数派仍然坚持所谓“1832 年原则”，只要求对济贫的管理机构进行改革；而少数派的报告则要求彻底废除济贫法，铲除产生贫穷的根源，以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来取代济贫院的工作。不过对于两派的建议，政府都无意考虑，多数派的主

① K. D.Brown， The First Labour Party 1906—1914，1985， P.184.

① S.and B.Webb，Our Partnership，1948，P.322.

② Douglas（ed）， op.cit. Vol.7， No. 2， PP. 582—585.

张直到 1929 年才得以实现（即由地方政府、郡议会统一管理济贫工作），而少数派报告被否定后则引起了自由劳工的分裂。

但是，仅仅有劳工介绍所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某种形式的失业保险制度。于是，劳合-乔治与丘吉尔等人提出了“国民保险法”，并于 1911 年获得了通过。这项法令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健康保险，第二部分则是关于失业保险。参加国民卫生保险计划的每个男工每星期交纳 4 便士，女

工 3 便士，雇主为每个投保职工交纳 3 便士，另由国家出 2 便士，即著名的

“9 比 4 原则”。①参加保险的工人在患病期间每人可得 10 先令补助（女工 7

先令 6 便士），但医疗服务不包括家属。失业保险暂时只包括 7 个行业，这些都是处于衰退之中或动荡不安的行业，如建筑、土木工程、造船、铸铁、车辆装配等。大约有 500 万工人在这些行业就业。雇主每周为每个投保雇员

交纳 2.5 便士，雇员本人交纳 2.5 便士，政府则补贴上

述两项款项总数的1 / 3，大约每周1 2 便士。

②

自由党的社会改革是英国走向福利国家之路的一个重大开端，它力图在劳资之间确立一种新的关系，即雇主必须对工人的生活、健康等负责。政府更深地卷入了经济生活，它的作用已不仅仅限于充当“警察”，而是要更多地行使社会调节职能。

同时，自由党的改革也是对工党的挑战，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夺回了工党原有的阵地。尽管韩德逊等人在表面上仍对自由党的改革法案表示不满，但他们很清楚，这已是当时所能取得的最好成果。既然工党不得不支持自由党的社会改革政策，自由党也就完全拥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使工党处于不利的地位。另外，在补选中，尽管双方已在 1903 年达成默契，自由党仍然小心翼翼地不让工党染指它的传统势力范围。1909 年，矿工联合会加入工党后，自由党对工党独立地位的巩固和工党的发展壮大愈发不安，开始争夺以前自由劳工所占据的议席。1910 年的两次大选，使工党的议席减少到 42 个，自由党也丧失了自己在议会中的优势地位。于是在英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当自由党强大时，工党不仅在理论上坚持它的独立与行动自由，而且实际上也这样做。而当自由党人不占优势时，工党反而缩手缩脚。在 1910 年的两次大选中，自由党与保守党的议席相差无几，迫使工党站在自由党一边，因为它已无力承担再次竞选的费用，不敢轻易地冒使政府倒台的危险。而爱尔兰议员对自由党政府的支持是依阿斯奎斯对爱尔兰自治的态度而定的。当工党加入这样一个联合性质的政府时，它发觉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窘境：它既不能支持又不能反对自由党政府，哪怕这个政府对它的呼声充耳不闻。

结果，正当工党发现自由党正在“代替”自己进行社会改革并力图改变这种状况时，却在无意中成了自由党的囚徒。

① Derek Fraser， The Evolution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1962，P.154.

② Ibid.PP.16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