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一、政治斗争的两极化

激进派的国民大会

英国国内对法国革命的反响，随着法国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而变化，反映在政治上就是两极化的倾向日趋明显。中下层人民中那些对英国现实政治经济状况极端不满的人，对法国革命的支持和同情的态度更加坚决，特别是当法国雅各宾专政建立后，他们对雅各宾派所采取的一些坚决措施感到欢欣鼓舞。但当时执政的托利党人及其他保守派人士则日益惶恐不安，他们开始准备采取措施镇压激进民主派运动。

英国的各地激进派组织虽然积极活动，但是此起彼伏，互不统一，力量分散，所以收效不大。他们也感到，像这样零敲碎打，议会不会因而采纳他们的建议，实行改革。为了更有效地推动改革运动的发展，有将各地激进派的力量联合起来的必要。只有联合自己的力量，才能促使议会通过他们所建议的民主改革，所以他们考虑召开全国的大会。早在 1774 年，詹姆斯·伯格就已提出了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国民大会”的设想。这个想法，后来得到潘恩和约瑟夫·杰拉尔德的支持。潘恩等人觉得召开这样的会议，拟订一个宪法，可用以与英国现存的政治制度相对立，作为对它进行改造的一个步骤。关于拟订新宪法的计划，只有少数政治态度比较坚决的人同意，不过，许多激进派协会的成员仍同意召开一个全国性的会议，协调各协会的力量，以期共同制订一个改革方案，并号召人民为此而斗争。

1792 年 12 月，苏格兰的改革派人士在爱丁堡召集了第一次“国民大会”，

来自 80 个协会的 160 名代表出席了会议。①会议的大多数代表主张制订一个温和的议会改革方案。不过来自爱尔兰人联合会的代表托马斯·缪尔等人则坚持激进的主张。当大会休会时，与会代表模仿法国革命者的模式，全体起立，高举右手，发誓“不自由毋宁死。”②1793 年 4 月 30 日，当“国民大会” 再度在爱丁堡集会时，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发生了分歧。激进派提出，应召开一个更大的会议，邀请更多的英格兰激进人士参加，这个提议获得通过。但就在这个拟议中的会议即将召开时，缪尔被政府判罪。罪名是他发表叛乱性的演说，散布潘恩的著作，并以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名义，发表支持爱尔兰人反叛的讲话。虽然缪尔在为自己辩护时，申明他的主张改革的言行全部是合法的，是在宪法范围之内进行的，而且他的辩词也为检查官所承认，但法官仍认为他“散播不满和叛乱的种子”③而将之流放到澳大利亚的布坦尼湾， 为期 14 年。政府的这一措施激起社会更加广泛的抗议。许多激进派组织反而决定派代表参加苏格兰的“国民大会”。“伦敦通讯会社”派了莫里斯·马格丽特和约瑟夫，杰拉尔德；伦敦“宪法知识协会”派了查理·辛克莱和亨利·约克参加会议。英格兰的代表由于他们的经验和声望，在这次会上起了

① A.Goodwin，The Friends of Liberty，1979，P.284.

② H.W.Meikle，Scotland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1969，P.272.

③ C.B.Cone，The English Jacobins，1968，P.173.

决定作用。

苏格兰的“国民大会”从 1793 年 11 月 19 日开始，有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各激进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通过决议，主张实行普选权，缩短议会议员的任期，每届议会一年。大会向法国的国民大会致祝贺信，祝贺雅各宾派取得胜利。

苏格兰“国民大会”的活动，引起了苏格兰政府的恐慌。会议经过两个星期之后，即在 12 月 5 日和 6 日被苏格兰政府勒令停开，会议的一些著名领

导人被逮捕。虽然会议中并无主张进行暴力活动的提议，但政府仍在 1794 年由随便拼凑起来的一些法官，以叛乱罪将它的领导人马格丽特、斯克尔文、杰拉尔德判罪。①后经艾尔斯金的有力辩护，指出判决的罪证不确，政府才不得不将他们开释。哈第和图克等激进派领导人，也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而受审，但由于艾尔斯金的有说服力的辩护，政府也不得不宣布他们无罪。消息传出，伦敦城内中下层人民热烈欢迎庆祝，②但政府中当权人物并不甘心。在政府的纵容下，一些暴徒捣毁了哈第的书店，并将有关“伦敦通讯会社” 和“宪法知识协会”的文件全部抢走。③潘恩的画像被焚烧。

“国民大会”的召开具有重要意义，它说明英国的激进主义者开始认识到联合一致进行斗争的重要性，也表明激进民主主义者不仅限于思想宣传和地方性的活动，而且还要改造国家政权。不过它的领导人对当时的形势认识不清，对当权者的迫害缺乏思想上的和组织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