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英国政府 18 世纪上半叶的内外政策沃波尔的国内政策

沃波尔当政初期，整个政治环境对他非常有利。托利派因为有人参与了

詹姆斯党人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阴谋，其影响大为跌落。沃波尔抓住这个机会不断败坏托利党的名声，以提高辉格党的政治地位。托利派内部分裂，缺乏有力的领导，而且贪财图利，进一步败坏了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南海泡沫”危机期间，辉格派的一些大臣也牵连进丑闻中。托利派本可以趁机抓住辉格派的这一弱点，在政治上进行反攻，然而由于它内部纷争，自顾不暇，未能借此扭转不利的形势，致使 1720 年—1725 年辉格派势力迅速增长， 许多托利党人转投到辉格党人方面来，托利党人被排挤到政治舞台的边缘， 只能到地方上谋取一官半职。沃波尔的政治地位如日东升，不断伸张。①

沃波尔执政后，他的首要任务是稳定国内的财政经济，消除人们由于“南海泡沫”事件而引起的混乱状态和恐慌的心理，进而树立起政府的威信，同时采取措施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虽然议会里有一个占多数的辉格派支持他，但在政府部门中却有一些过去追随桑德兰伯爵的人对他不完全顺从，他需要把这些人清除，换成拥护他的人，以便把政治管理权、指挥权更有效地运用起来。要实现这些目标，他还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经过多年连续不断的战争年代后，英国各阶层人士也希望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期。

要实现这些目标并非轻而易举，幸而有几件事，使他的政敌势力受挫， 沃波尔的威信进一步增长。在这方面，他遇到了很好的机遇，他的政敌斯坦霍普去世后，1721 年桑德兰也去世了。1721 年—1722 年有 7 个主教区的主教职位空缺，沃波尔即任命拥护他并为他所信任的辉格派人士担任这些职务。桑德兰旧日的亲信围绕在国务大臣卡特莱特周围，不断对沃波尔发起攻击，并挑动爱尔兰的托利派反对沃波尔。沃波尔当机立断，揭露卡特莱特的破坏活动，并任命他为爱尔兰总督，责成他去平息由他引起的麻烦，否则将对他进行追究。卡特莱特无奈，只得照办。卡特莱特是一个十分傲慢自大， 又很懒惰的人，他的政治势力的跌落，使沃波尔在前进的道路上又少了一块绊脚石。沃波尔就这样巧妙地消除他的政敌的残余势力。1714 年辉格派刚执掌政权时，由于内部纷争及政敌的干扰，政局仍有些摇摆不定，但从 1720 年起，辉格派的政策“已变得比较明确，并且朝着确定不移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①

沃波尔在排除了这些政敌以后，地位日益巩固。而这时国内的经济增长和国际上的和平环境，更有助于他的威信的不断增长。

沃波尔当政时期，英国的经济稳步增长。从 1720 年到 1740 年，国内经济总水平提高了 6.5%。②国内经济的增长，是和沃波尔所采取的财政经济政策分不开的。为了鼓励农业和工商业，他改革关税制度，鼓励谷物和农产品

① J.Black（ed）.Britain in the Age of Walpole，1984，P.23；R.Sedgwick（ed），The House of Commons， 1715—1754，1970，Vol.Ⅰ，PP.30—31.

① J.H.Plumb，The Growth of Political Stabilily in England，1675—1725，1979，P.176.

② P.Deane and W.A.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1967，P.78.

出口，并对许多出口商品免税，对英国手工工场所需要的一些原料产品则免除或降低进口税。沃波尔的财政改革，内容具体明确，它并非仅仅是财政上的一种权宜之计，①而是英国长时期以来所追求的财政政策的继续。早在 17 世纪末，英国为了刺激本国商品出口已减免了一些商品，如布匹、肉类、谷物、面包等的出口税。经过 1721 年沃波尔的财政改革，这一过程有了进一步

发展。不过，对煤的出口不但未减免出口税，而且到 1714 年后出口税还大大增加，这是因为国外市场需要英国的煤，增加出口税可以提高煤价，获取更大利润。对那些可能与本国工场产品竞争的商品，则禁止进口。为了防止走私，从 1723 年起对茶叶、咖啡、可可等征收消费税，实行货栈制。所谓货栈制，就是商人在输入商品时，可将商品暂时存到国家设立的货栈，如果这些商品不运往国内市场销售而是直接转运到国外的市场，则无需交纳关税，如果运到国内市场销售才交关税。实行货栈制后，上述几种商品可以在进口后再顺利出口，这就减轻了商人的负担，同时也提高商品运转的效率。

沃波尔除对上述几种货物征收消费税外，还考虑从其它地方开辟财源。但他不愿增加土地税，而且还设法使原来的土地税稍稍降低，因为下院政府和宫廷的许多官员都是地主。这样做在政治对他有利。不过，当他提出征收盐税时，却由于遭到议会反对而未通过。1727 年，他设立减税基金来应付政府日益增长的开支。减税基金是通过发行国债来筹集的，为了偿付国债，反过来又需要增加税收。1733 年，沃波尔制订了一个消费税法案，目的是向烟、酒开征消费税。消息传出后，引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一致反对，有人声称这将增加他们的负担，普通百姓则担心这可能会成为一个先例，以后如全面对其他消费品都征税将会使他们的生活受到影响。在博林布罗克的领导下，沃波尔的政敌展开攻击沃波尔的宣传。博林布罗克的朋友伦敦市长约翰·巴贝尔组织了伦敦城区的抗议活动，辉格党人约翰·巴纳德爵士则领导议会里的伦敦议员反对消费税。①他们的刊物《工匠》更是集中火力抨击沃波尔的消费税法案。一时群情激愤，各地纷纷向下院递交请愿书，表示抗议。沃波尔见众怒难犯，只得急流勇退，将消费税法案撤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