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敢于傲视美国的指挥棒，派秘密特使富尔访华同周恩来商谈中法建交事宜。周恩来对戴高乐赞誉有嘉。建交谈判中， 周恩来充分显示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富尔的特殊使命

1963 年，深秋的北京，天高云淡。

10 月 22 日下午，首都机场，一架大型专用客机徐徐降落。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埃德加·富尔携其夫人微笑着从机舱走出。

早已在机场等候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及外交部西欧司司长谢黎等有关方面负责人迎上前去，同客人热烈握手。两个美丽的首都少女向富尔夫妇献上了芳香四溢的鲜花。

富尔这是第二次来到这个美丽而辽阔的国度。 1957 年 5 月，他作为法国前总理曾来过中国。

富尔首次访华时，周恩来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富有外交经验的政治家，并与他作了多次交谈，富尔首次访华后，由于亲眼看到新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对我国的内外政策作了某些了解和研究，所以他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制造“两个中国”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法国没有理由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除非断绝同台湾的关系，否则，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一种无用的行动，而且实质上是一种不友好的姿态。”

富尔还将他的上述看法向法国总统戴高乐作过陈述，戴高乐及其周围的一些决策者在不同程度上也同意富尔的看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戴高乐决定采取建立法、中正常外交关系的试探性行动时，他选派富尔作为他的秘密特使，来同中国领导人面谈。

8 月间，富尔通过中国驻瑞典使馆提出访问中国，并要求：为避开国际新闻界的视线，他这次访问对外公开宣称纯系私人性访问，没有任何官方使命。

中国方面答应了富尔的要求。周恩来指示：以中国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名义邀请富尔访华。

对外交巨擘周恩来来说，他非常清楚富尔此次中国之行的使命和意图。自从 1958 年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法兰西共和国后，法国与美国的矛盾日

趋尖锐。法国作为北大西洋集团的重要成员国之一，按照“龙头大哥”美国的要求，应该和美国保持密切的“盟友”关系。这种“盟友”关系实际上就是依附关系。自认为是北大西洋集团首脑的美国，依仗其各方面的优势，对其他各成员国发号施令，并以北大西洋集团的共同利益为借口把各成员国牢牢拴在美国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的车轮上，要它们的一切行动惟美国之命是从。但是，随着各国的发展，以法国为代表的北大西洋集团的一些西欧成员国同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关系中的利害矛盾不断增加，并同美国

发生了“谁是欧洲的主人”的争论和分歧。尤其是 1958 年戴高乐重新执掌法国后，法国政府不断强调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独立自主方针，不再完全听从美国的“指挥棒”了。这样，法、美之间的裂痕与争执不断扩大和增加，最终爆发了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激烈斗争，并导致形成了北大西洋集团中两种明争暗斗的对立势力较量。

美国千方百计地要推行其“在美国领导下的大西洋共同体的欧洲”的计划，并拉拢英国结成特殊盟友关系，力图把整个西欧置于它的绝对影响和控制之下。

而以法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欧一些国家，则提出了“欧洲人的欧洲”的主张，作为反对美国控制西欧斗争的纲领性口号。法国还把除英国外的意大利、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西欧五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加强与美抗衡的力量。

面对法国这种桀骜不驯的挑战，美国又使出了以军事、经济双管齐下的杀手锏，向法国步步紧逼。它一方面抛出自己一手炮制的多边核力量计划， 逼迫法国交出自己的核武器；另一方面又采取向欧洲共同市场“掺沙子”的办法，推着英国尽早挤入欧洲共同市场，牵制和削弱法国在欧洲共同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拉拢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联邦德国，破坏法、德一体化合作计划。

戴高乐在美国的压力面前并不示弱。1963 年春，他公然蔑视美国的权威，拒绝在美苏共同炮制、旨在加强美苏核垄断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并退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一体化机构。法、美之间的矛盾到了白热化程度。

为了更好地与美国抗衡，戴高乐不得不对外交政策进行新的调整。他把眼光从西欧局部投向了亚洲东方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无疑，正确处理好同在美国遏制下反而变得越来越强大的中国的关系，对加强法国抗衡美国的力量，提高法国在欧洲的战略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句话，戴高乐急于同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就是他派富尔出使中国的全部意义，周恩来对此作出了准确的判断。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国外交决策核心缜密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 一）法国是西欧大陆的重要国家，通过同法国建交可以从美帝国主义的

包围圈中打开一个缺口，扩大我国同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对我国打破美国的封锁，反对苏联的控制，挫败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华势力妄图孤立包围反对我国的阴谋是有利的。

（二）中法建交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反对美帝国主义。

（三）戴高乐奉行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政策在西方世界具有代表性，支持这一政策既表明了我国的一贯立场，又有助于打破超级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垄断。

（四）如果法国以其他形式和手法搞“两个中国”，则要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和揭露，即使法国政府由于内外原因和某些困难一时难以就中法两国正常外交关系达成最后协议，但这样做可引导中、法两国关系朝健康的道路发展，并为以后尽快建立两国的正常外交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政府决定响应戴高乐同中国发展良好关系的姿态， 积极推动中法建交。为此，中国政府给予了富尔最高规格的礼遇。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分别接见了富尔，周恩来和陈毅单独或共同与富尔先后在北

京、上海等地会谈了 6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