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能忘记对祖国人民有贡献的人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那些时间里,就曾亲身感受到那些爱国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时所给予的无私的可贵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周恩来是一个重感情、重信誉的人,他总是说:共产党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那些过去帮助过我们的人、那些对中国革命有过贡献的人。

宋庆龄,这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帮助过共产党并对中国革命有贡献的伟大人物,周恩来对她一直关怀备至、非常尊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宋庆龄也受到冲击。 1966 年 8 月,宋庆龄父母在上海的墓地被当地农民砸毁。宋庆龄得悉后泪痕满面,极度悲伤,把此事转告周恩来。在周恩来亲自过间下,墓地很快修复了,还重立了墓碑,宋庆龄看到修复后的墓地照片时,很是感激,说她对周恩来永生不忘。周恩来遵照毛泽东 8 月 30 日关于保护章士刽的指示,当即开列出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名单上的第一位就是宋庆龄。周恩来还请她住进中南海,加以保护。与此同时,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到宋庆龄家贴大字报的人,郑重地指出: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由于周恩来的保护,宋庆龄在北京和上海的住所均未受到大的冲击。 曾经对西藏和平解放有过贡献的阿沛·阿旺晋美,在“文化大革命”开

始后也受到冲击。周恩来得知后,对阿沛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对此,当时任西藏军区负责人的任荣回忆说:

1966 年 9 月 27 日,周恩来打电话到拉萨,指示说:中央明天派专机去拉萨,把阿沛·阿旺晋美夫妇接到北京,以便保护他们的安全。阿沛夫妇被护送到北京后,周恩来亲自安排了阿沛夫妇的住宿和警卫工作。随即指示为阿沛儿女的安全要动员他们来北京学习、工作。阿沛夫妇非常高兴,将儿女调到北京,有的上学,有的工作,都得到了健康的成长。1968 年 8 月,西藏在北京办学习班,筹备自治区革委会的成立。一天,周恩来对我说:你们要

给群众做工作,让阿沛出来担任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要告诉大家,阿沛是个好人。他爱国,相信共产党。主要表现,一是 1951 年,他在和平解放西藏

的协议上签字,是立了功的;二是 1956 年,他陪同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时,有人煽动要他和达赖喇嘛留居印度,他当即严词拒绝,而且力劝达赖一同回到了祖国;三是他始终相信共产党。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们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安排阿沛到学习班上直接同群众见面。由于阿沛对和平解放西藏的特殊功勋和对西藏人民的诚挚态度,所以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信任。在此期间,周恩来十分关心阿沛同群众的见面情况,一天两次打电话询问。当周恩来知道了群众的态度后,高兴他说:“阿沛是个好人,要信任他。”后来, 阿沛副委员长和夫人阿沛·才旦卓嘎深有感触他说:“‘文化大革命’中, 如果没有总理的关怀和保护,我们的处境是不堪设想的。”阿沛副委员长还说:“总理对我的关怀不是一般的关怀,他是我一主中最值得感激的人。” 至今,在阿沛夫妇卧室的墙壁上仍然挂着周总理的大幅照片。

对于那些曾经帮助过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有过贡献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朋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周恩来忧心忡忡。他担心这些人突然受到这么大的冲击,处理不好,容易对执政党产主误解。他一直想找个机会同备民主党派领袖、高级民主人士谈谈心,向他们说明和解释一下“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但总难以找到适当的机会。

1966 年 9 月底,“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国庆节即将来临。为了表示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没有变,也为了保护民主人士,周恩来邀请了一大批民主人士参加国庆观礼,并让工作人员通知统战部,观礼结束后,准备分三批同这些民主人士谈谈心。但遗憾的是,由于后来突然有事,周恩来的这一愿望没能实现。当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金城对此事有详细的回忆:

10 月 1 日,新中国迎来了第十七个生日。上午 9 时左右,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靠西侧进观礼台的人口处,欢迎党外朋友们的到来,我按照总理的指示范围,通知他们:观礼仪式完毕,请暂留步,总理要和大家见面,开个座谈会。这些高级民主人士一听我传达的通知,立即喜上眉梢,有的人连声说: “好!好!”

记得当时被邀请的人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杨明轩、程潜、张洽中、周建人等;人大常委委员贝时璋、卢汉,史良、庄希泉、许广平、华罗庚、严济慈、邵力子、王昆仑、茅以升、罗叔章、季方、胡子昂、胡厥文、胡愈之、章士钊、梅龚彬、蔡廷锴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政协的沈雁冰、许德珩、李德全等;国务院各部委的党外正部长、主任刘文辉、蒋光鼐、朱学范、沙千里、张奚若等。还有著名爱国人士、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

盛典开始前,民主人士们聚集在城楼的东休息厅休息,这时,大家日思夜想的周总理走来了。总理绕着整个休息厅中间走了一圈,和大家打招呼, 并一一握手,微笑致意。总理走到李宗仁面前,握着他的手说:“德邻先生, 我看你还是到三○一医院去住几天吧,红卫兵是些年轻人,有革命热情,但不大懂党的政策,你可能也会受到他们的干扰。”李宗仁却执拗地回答:“我不去,我住在家里很好。”总理问:“你那里有没有红卫兵去闹呢?”李宗仁说:“没有。他们要来我也不怕。”总理哈哈一笑,赞扬他说:“好!你倒想得开,我也放心了。”

周总理同胡子昂同志握手时,关切地问:“子昂,你怎么样啊?听说你们工商联和民建会有不少人挨斗啦。”胡子昂连忙说:“我没挨斗。”总理

说:“那就好。”

总理走后,我问胡子昂:“胡先生,你不是在两会被斗了吗?怎么对总理说没挨斗呢?”胡子昂叹了一口气,说:“总理太操劳了,我不忍心再让总理为我担心,所以说了谎啊!”

庆典进行了几个小时,游行结束后,党内高级干部都走了。民主人士们又聚到东休息厅休息,等候周总理来讲话。可是,等了半个多小时,仍不见总理来。大家知道总理是最尊重他人、最遵守时间、最讲究礼貌的领导人, 他若不能按约定时间来,肯定是有意外的事情使他无法脱身。大家只好陆续离去。

为什么周总理说好要接见民主人士,而后来又不接见了呢?直到第二天打开《人民日报》才明白其中原因。10 月 2 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说:毛主席走下天安门城楼,跨过金水桥,来到群众中间,和群众亲切握手。可想而知,毛主席下了天安门城楼,总理必定会跟着下去,保护毛主席的安全。这正是总理“失约”的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