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定突破口

“文革”初期，军内被打倒被关押的军以上干部多达数百人。级别最高的是两位无帅：彭德怀和贺龙。总政治部考虑到毛泽东说过，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于是，派保卫部部长蒋润观持介绍信前往中央专案组一办索取贺龙元帅的材料。

一办的负责人回答：“贺龙同志是要平反的。但是，毛主席和总理没有说贺龙同志的案子让你们总政治部去平反。”

蒋润观解释：“我们考虑贺龙同志是元帅，军委副主席，贺帅的事我们总政应该办。”

那位负责人又说：“贺龙同志不光是元帅，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没有说贺龙的案子让你们平反，材料不能给你们。”

保卫部部长乘兴而去，失望而回。落实干部政策从什么地方下手呢？ 正当总政治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班子不知从何入手之时，周恩来亲自为

他们选定了突破口。

1973 年初的一天，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将军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一个大会，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总理有事找他。田维新急忙赶到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说：“我今天找你来谈干部问题，光给你一个人说不好，你再找一个人来好吧。”

于是，田维新立即用电话通知总政干部部长魏伯亭马上赶来。

周恩来对他们说：“找你们来，是谈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 陈再道上将和钟汉华中将是在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的任上，因

1967 年的所谓“七·二○”事件而被打倒的，已蒙冤 6 年之久。

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田维新与魏伯亭回到总政以后，经过调查甄别，

写出报告，送政治局讨论。在讨论时争论十分激烈，虽然江青等人扣了一大堆帽子，却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陈再道上将“解放”后，再回武汉军区任司令员比较困难。考虑给他安排一个与原职级相当的职位，可是当时大军区一级的正职都各有其人，这可遇上了难题。田维新将军便去请示周恩来，结果决定：先委屈一下陈再道将军，安排一个大军区副司令的职位。

田维新将军给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考虑让陈再道到那个军区任副司令员。司令员回答说：“他是我的老上级啊！”话虽只有一句，意思是很明白的。让老上级去当副手，这工作确实不太好开展。可是，别的地方也不好安排呀。田维新再次给这位司令员打电话，司令员干脆直说了：“老田，千万别让他来。”就这样，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韩先楚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

省委第一书记。难得他爽朗表态：欢迎陈再道来福州。这才算解决了一个难题。

陈再道上将后来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

钟汉华“解放”后，先后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装甲兵政委和成都军区政委。

1955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有 57 位将军获上将军衔。上将是继十大元帅十位大将之后的第三级军衔。能晋身上将之列的将军，都是勇冠三军、可以独当一面的将才。

到 70 年代初，已经有几位中将出任大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却汇聚了四位上将。福州军区乃一块福地。

那是陈再道上将到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不久，王建安上将也得到“解放”，面临一个工作安排问题。与陈再道将军一样，玉建安的资格也很老。他是在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任上，因所谓“搞修正主义”被打倒。现任大军区司令员有很多原是他的下级。遇到了这样的难题，田维新将军只好又去请求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说：“你找韩先楚再谈一谈。”

田维新再次找韩先楚商量。韩先楚说：“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 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

碰了一个软钉子，田维新半开玩笑他说：“韩司令，我是征求你的意见， 可这是总理让我征求你的意见。”

韩先楚还是不松口。

田维新深感棘手，又把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略一沉吟：“还是放韩先楚那里，开会时我与他谈。”

几天后，韩先楚奉命进京。田维新一见韩先楚便招呼：“老韩，这次总理找你谈了，你不能不给总理面子吧？”

“见了总理，我也还是有困难啊。”韩先楚说，“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级！ 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哪。”

韩先楚说的也是实话。王建安在红军时代就是军政委，而韩先楚那个时候还是师长。谁知周恩来找韩先楚一谈，韩先楚就心悦诚服地同意了。于是， 福州军区又多了一位上将副司令员。

红军时代就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李志民上将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军区政委。

四位上将就这样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