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一部史诗性作品

1964 年 7 月 13 日晚，访问缅甸刚刚回到上海的周恩来与陈毅一起，观看了上海文艺工作者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部大型歌舞以不同形式的歌舞为主，用幻灯投影作背景，表现了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面对亲身经历过的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周恩来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就在观看演出时，周恩来的心中酝酿着一个更大的创作设想：在国庆 15 周年之际，上演一部大型的歌，舞、诗结合的史诗性作品，来完整地、艺术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搞出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歌舞一直是周恩来的心愿。自 60 年代初以来，他几次谈到，在歌舞方面，没有搞出一个称心的东西来。他还说，建国初期看大秧歌还可以接受，现在还保持那样的水平，就不行了。

这回周恩来是下了决心，准备亲自抓。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找周扬及文化部、总政文化部有关负责人谈了他的设想，得到一致赞同。7 月 18 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公开透露了他的设想。他说，我们这回国庆要大庆祝一下。这回我到上海，陈总把我拉去看了一个上海 3000 人的歌舞，很动心，我看还不错。有这么一个想

法，就是最好在 15 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请周扬、徐冰同志及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搞一下。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总之，要有人写，要写几首壮烈的史诗。请周扬同志主持一下。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上海那个歌舞，它是一个国际歌一唱，下一幕马上就到了井冈山，这个也太突然了。

月 20
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国务院外办、对外文委和文化部负责人研究“北京音乐节”问题时，又提到搞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大歌舞。他说，现在很需要表现革命的精神和新的气象，这个大歌舞非槁不可。他还认为，时间虽然紧了些，但有上海的大歌舞，总政文工团有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沪定桥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周扬召集文化部、总政文化部、北京市委宣传部等方面有关负责人进行了仔细研究，认为周恩来的意见是可行的。7 月 24 日，周扬以中央宣传部请示报告的形式向陆定一、康生并周恩来、彭真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创作一个概括地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的大型歌舞，供国庆演出。报告还就歌舞的规模、内容、艺术表现形式及组织领导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

周恩来仔细地审阅并修改了这个报告。7 月 30 日，他在西花厅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最后拍板，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争取在国庆节上演。会上，周恩来与大家谈定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并就大歌舞的领导组织工作亲

自点将，拟定了一个由 13 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工作小组名单。领导小组以周扬为组长，梁必业、林默涵等为副组长，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许平、吕骥等为组员；组织指挥工作小组以陈亚丁为主任，周巍峙、许平等为副主任。后来，工作小组又称为大歌舞指挥部。

关于大歌舞的名称问题，考虑到上海的《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个题目太长，有人建议用“东方红”。周恩来立即表示赞同，认为这个题目很好，既精炼又切题。

月 1
日，周恩来正式批准了周扬的报告，并对演出队伍、朗诵词等问题作了具体批示。

此后，《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活动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用现在文艺界的行话来说，周恩来是《东方红》的总策划。周恩来的这一策划，固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但也包含了他的一些良苦用心。1964 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领域，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人药味越来越浓了。自称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哨兵”、中宣部文艺处的特殊“处长”江青在文艺界到处煽风点火，“棍子”遍扫。 1963 年 12 月和 1964 年 6 月，毛泽东先后写下了有关文艺的两个批示，对建国后的文艺状况作了不切实际的“左”的估计。这种估计又被江青、康生之流所利用，大肆否定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对文艺界大张挞伐。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和作家、艺术家遭到批判和打击。在这样一种气氛下，周恩来策划并批准一个有 3000 多人参加的大型歌舞，其用意除了要证明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外，还想通过这个题材让一些优秀的艺术家、文艺界权威参与《东方红》的创作与演出，给他们加上一层保护。因为《东方红》是以歌颂中国共产党、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

周恩来的这一用意在他当时的一些讲话中及对有关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得很明显。如在参加《东方红》创作与演出的队伍问题上，考虑到当时毛泽东提倡大学解放军，他决定以军队文工团为主。但是，周恩来又特意强调说，总政文工团是主力，但不能骄傲，中央歌剧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等政府所属文艺单位都要参加。他还说，要挑选最优秀的演员，毛主席的诗词一定要写出最好的曲，用最好的演员来唱。又如，周恩来指示在《东方红》中选用大量的民主革命时期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和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因贺绿汀和田汉受“批判”，有人主张拿下这两首曲子。江青说，《游击队歌》又松又软。对此，周恩来说，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包括对 30 年代的作品，要一分为二。有些是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不能以人废言，以过改功。艺术家有失误，我们就没有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