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严厉的措施

军管之后，全国铁路交通的混乱势头得到一定的扼制。然而，由于整个局势的进一步恶化，1967 年 7、8、9 三个月间，“全面内战”空前激烈，全国局势乱到了连毛泽东也难以驾驭的地步。铁路交通中断事故仍频频发生，周恩来在艰难的处境中，继续进行各种努力。1967 年 7 月 20 日，武汉“七·二

○”事件发生，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诬蔑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反革命兵变”，并借机挑动“造反派”揪斗军队干部，军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军管的威信也受到影响。对此，周恩来采取了更强有力的措施—— 派野战军到铁路两边护路。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周恩来提出了详细的部队护路部署，京广、陇海、津浦、京沪、沪宁、沪杭、浙赣等主要铁路干线分别指定具体部队包了下来。8 月 10 日，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与此同时，周恩来继续没日没夜地找铁路系统群众组织代表谈话。 1967 年 10 月 29 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代表，说：如何

把铁路运输搞上去，这个问题太重要了，粮食生产、工业生产，回过头来还是铁路运输问题。抓革命、促生产，铁路处于关键性的地位。铁路运输量现在还没有回到水平线上。今年运输指标如再上不去，对明年的发展会有影响。空喊革命，不抓业务，革命就是空的。革命要与业务联系起来，结合起来。不管你过去是不是保守派，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好，就是革命派。动不动就把机务段冻结起来，这无论如何不是革命的，是破坏革命，无论如何不许可。要从大局着想，顾全大局。目前铁路运输应首先要抓货运。

11 月，全国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站郑州因铁路系统两派武斗，致使郑州

火车站交通中断，滞留车皮 3000 多节后，当即指示派飞机把郑州两派接到北

京谈话，责令他们搞好大联合，保证铁路运输畅通，说：郑州停车 3000 多辆，我心里非常难过。如果我有时间，我自己跑去。我的时间不够，抽不出身来，恨不能一天 24 小时变成 48 小时。铁路有军管会，到现在生产指挥班子还没有搞起来。运输情况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全国铁路革命革了一年半，造成这个样子，在座的心里难道就舒服？一个造反派不识时务地提出：总理，我们现在写大字报没有纸和笔。周恩来愤然指出：现在不是要纸要笔的问题，是要火车通车的问题！

1967 年底，全国 18 个铁路局和 52 个铁路分局的群众组织终于就实现大联合、保证运输畅通达成了协议。这些协议，浸透了周恩来的心血。

1968 年初，林彪。江青策划在全国开展反“右倾翻案风”运动。在此煽动下，前一时期有所收敛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再度泛起，若干地区的铁路交通局势再度恶化。

1968 年 2 月 2 日，津浦线上两列客车遭“造反派”武装抢劫，乘警枪支被抢。此外，津浦线几处路段被毁，数座铁路桥、公路桥被炸，通讯调度中断，致使徐州地区铁路交通瘫痪。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已超出了派性斗争，而类似这样的情况其他地方也存在。如果这样的行为再不及时制止，而任其向全国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周恩来立即将《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反映》送给毛泽东，并附一封短信：“像另纸（注：指《情况反映》）所报铁路破坏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之为西南昆明、成都一线。这些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已超出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重笔批道：完全同意，退总理照办。周恩来立即组织具体实施。2 月 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命令。命令指出：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法办。

几天后，周恩来又指示有关负责人起草了一个更为严厉的内部命令，即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紧急补充命令》。《补充命令》指出：阻拦列车，挑动铁路、港口内外群众进行武斗，破坏铁路运输和装卸，一概是反革命的土匪行为，必须采取专政措施，坚决按 2 月 6 日命令办理。

在那无政府主义猖獗的喧嚣中，一些“造反派”视中央命令如儿戏，越来越猖狂。5、6、7 三个月，在广西、陕西都相继发生炸毁铁路桥梁、抢劫火车轮船。中断铁路交通和邮电通讯。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部队的恶性事件。在广西，开往越南的援越军用物资专列被抢，大批枪支弹药被哄抢一空；桂林、柳州、南宁等地的铁路交通长时间不能恢复通车⋯⋯

对此，周恩来与有关负责人商定，经毛泽东批准，对大搞打砸抢。破坏铁路交通的“造反派”采取更为坚决果断的措施。7 月 3 日、7 月 24 日，中央连续颁发布告，要求造反派立即停止武斗，无条件恢复铁路交通，对不听劝告拒不放下武器的“造反派”进行坚决打击。

1968 年 7 月 28 日凌晨，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一起接

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北京高校 5 个造反派头头。毛泽东向他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指“七·三”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指“七·二四”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的批评和警告迅速传达下去，有力地保证了“七·三”、“七·二四”布告的全面贯彻和执行。

“七·三”、“七·二四”布告的颁发，制止了对铁路交通更大规模的

破坏性行为。此后，全国铁路交通运输日渐恢复正常。到 1969 年，铁路运输产量全面回升。

在“文化大革命”最为混乱的前三年中，为了维护铁路交通，周恩来历经千辛万苦，费尽了心血。如果当时没有他的艰苦努力和百般抗争，全国铁路交通瘫痪到何种程度，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整个国民经济的严重后果，我们今天是很难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