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的继续

当斗争处于胶着状态之际，《人民日报》社王若水出于对江青集团大反“右倾回潮”，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的一系列做法的不满，于 12 月 5 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关于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认为批极左不仅

适合机关内部的实际情况，在舆论宣传方面也同样适用。王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情况。这封信，在客观上起到促使由毛泽东出面，对前述正在激烈交锋的两种不同意见进行最后裁决的作用。当然，王本人也希望毛泽东支持周恩来的意见。

但是，作为在指导思想上仍坚持“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毛泽东，此时是不可能站到周恩来一方的。 12 月 17 日，他在对张、姚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反对批极左思潮，认为王若水信中的观点不对，当前应当批林彪的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的“极右”。在这里，毛泽东同样回避了林彪集团产生的原因和条件，而仅是用其覆灭前的某些集中表现及其覆灭的最终结果，去抽象地概括这个集团一贯行为的特点和内容，因而不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当然，这也是毛泽东不愿从根本上推翻自己“左”的理论和实践，担心批极左将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毛泽东的结论，成为自“九·一三”之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所进行的批判极左思潮、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错误的整个斗争的一个转折点。早就对周恩来心怀不满的江青一伙，这时更是有侍无恐，开始公开向周恩来发难。此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提法便从各种宣传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极右实质”等词。 1973 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更明确提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始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林彪一伙，“牢牢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就是说，在运动中，只能批判林彪，不许涉及其他。这样，就等于给江青集团在批林中免受牵连上了“保险”，为其实现后来的进一步反扑开了“绿灯”。

毛泽东的最后裁定虽然使斗争受到重大挫折，使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却没有改变周恩来继续批判极左思潮的决心。1973 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采取含蓄、迂回的方式（即不公开使用“批极左” 一词），仍在继续进行。

1973 年 2 月，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历数无政府主义在企业中的种种表现，再度尖锐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给国民经济带来破坏性后果的极左思潮，指出：“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国民经济“现在根本没有比例”，在计划工作上也“没有‘王法’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同时还强调，要把“整顿的方针”写清楚，要实行按劳分配和必要的奖励制度。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同年年初召开的计划会议上，讨论了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这个文件同 1972 年计划会议纪要相似，仍以纠正生产管理中存在的极左思潮和反对无政府主义倾向作为指导思想，提出了加强统一计划和整顿企业管理的十条规定，其中特别强调要反对各行其是、严格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劳动纪律、遵守党纪国法、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等等，并重申了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的观点。这一文件的起草和讨论，表明了周恩来实事求是、坚持在经济工作中继续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努力消除其破坏性后果的果敢精神。在文件讨论过程中，全国 28 个省市均对文件表示赞成，惟有上海市反对。张春桥宣称：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并强令把文件收回。张春桥等人的蛮横态度，表现出在周恩来提出批极左的正确意见遭否定后，江青集团得志猖狂的嚣张气焰。

与此同时，在同年年初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与会的外事干部学

习了毛泽东几年来有关对外宣传的一系列指示（主要是批评“以我为核心” “强加于人”等极端做法），排除江青一伙的干扰，批判了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及其给对外工作造成的恶劣影响和破坏，研究了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这就在实际上支持和贯彻了周恩来批准同意的批判极左思潮的主张，否定了江青、张春桥一伙的谬论。自然，这在后来引起毛泽东对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工作的不满。

3 月 8 日，周恩来在邀请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参加的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会上，严厉批判了林彪、陈伯达、王力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给予外事工作的干扰破坏，对遭错误批判和被迫离开我国的外国专家表示歉意，并欢迎他们重回中国工作。周恩来这一光明磊落之举，使在场的外国专家们深为感动。

在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周恩来同样进行着不懈的努力。1972 年 12 月 18 日，即毛泽东否定批极左意见的次日，周恩来就明确提出：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同时，对当时“大闹怀仁堂”一事解释为“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者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意在说明事实真相，以保护谭。此外，周恩来还再次提出要改善监狱待遇，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对已经解放的老干部，他则提出应让他们参加领导班子，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1973 年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借案的工作，并具体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政治局讨论。待中组部提出了一个 300 多人的名单后，他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

议逐一研究、通过。同年 3 月 10 日，根据毛泽东批示，党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成为周恩来继续领导的这场斗争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对后来党和人民的斗争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自 1971 年底以来，周恩来领导的这场持续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错误的斗争，由于符合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因而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拥护，但同时也遭到江青集团的愈来愈凶猛的反扑。 1973 年下半年起，江青一伙又从教育界开刀，连续制造了张铁生白卷、批《园丁之歌》、批“师道尊严”、突袭考教授、“马振扶公社中学”等事件，在全国掀起一股股批所谓修正主义“回潮”、“复辟”的恶浪，其矛头无一不是对准周恩来及其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对此，周恩来等虽然坚持斗争，但毕竟力不从心。

在“反回潮”运动的基础上，经毛泽东批准，江青一伙于 1974 年初发起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其间，对周恩来进行极其露骨的诬蔑、中伤。为此，周恩来陷于更加困难的境地，终使他领导的持续近两年之久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被迫中断。周恩来领导的 1972 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虽然最终遭到挫折，但作为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长期战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斗争对于当时的以及后来的政治、经济形势，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