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促成邓小平复出

当举国上下为庆祝粉碎林彪集团的胜利而纵情欢呼时，历史却不容周恩来有太多的乐观和轻松。在某种意义上，他似乎显得更加忧虑重重。

跑了一个拿枪杆子的，还有一群耍笔杆子的，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依然乌云重重。林彪集团的覆亡，使中国的权力核心一下子出现了好些个空白。林彪、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都分别从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空军司令、海军司令等这些权力显赫的位置上永远地消失了。那群耍笔杆子的——江青一伙早已在一旁虎视眈眈。一旦权力落入他们手中，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将更加难以设想。

然而，林彪集团毕竟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政治孕育出来的历史“怪胎”。它的覆亡，客观上为周恩来扶正中华民族这条历史巨轮的航向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历史契机。

恰恰在这时，毛泽东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利用这一条件，在致力于纠正和清除各个领域“左”的错误和流毒的同时，首要的一条就是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大批党、政、军老干部。这一“解放”的实质就是把在“文革”中被林彪集团所篡夺的党和国家一大部分权力收回到党内正义力量手中，而不致使落入于江青集团之手。

1971 年 10 月上旬，周恩来提议撤销原为林彪集团所操纵的“军委办事组”，设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

月 4
日，毛泽东在同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谈话时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关键时刻，毛泽东表示了对周恩来充分的信任。

接下来，一个更为关键性人物的身影日夜徘徊在周恩来的脑海之中。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而后又被林彪的“一号命令”赶出中南海到江西新建拖拉机厂进行“劳动监护” 的邓小平。

然而，邓小平不同于一般“靠边站”的老干部。“揪出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直被当作“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加以宣传。要“解放”邓小平，客观上就意味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而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当时是毛泽东所不可能允许的。

因此，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确实是一个敏感又敏感的问题。必须寻找恰当的时机，“水到渠成”。

不过，周恩来也清楚：从林彪灭亡后毛泽东的一些谈话看，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机不会太远了。

月 14
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指着叶剑英对代表们说：你们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

这表明，经历了林彪事件后的毛泽东对过去被打倒的一些老干部的看法已开始出现了变化。

1972 年 1 月 6 日，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

林彪、江青一伙攻击、陷害的陈毅元帅在北京溢然长逝。到 1 月 10 日下午陈

毅的追悼会即将开始之际，毛泽东突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要参加追悼会的电话后，立即意识到毛泽东此举的意义重大。因为这无形中就把追悼会提高到最高规格。这不仅对正在台上倒行逆施的江青一伙是一个打击，而且使一大批尚未得到“解放”的老干部从中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无疑，对周恩来正在考虑如何尽快“解放”干部也是极为有利的。

周恩来以最快的速度激动地要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去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的，都可以去参加。”

追悼会上，里穿睡袍、外罩大衣的毛泽东动情地拉住陈毅夫人张茜的手，不仅高度评价“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是立了功劳的”。而且还提到邓小平，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把“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说成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毛泽东在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上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

周恩来在一片低沉的哀乐声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他期待已久的信号。他当场暗示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传出去，为邓尽早“复出”先造舆论。

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传出去。1 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会议代表时，当着江青等人的面指出，不能把邓小平的问题搞成敌我矛盾。他说：在揭批林彪集团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意思的。

在一旁的江青脸上火辣辣的。

1971 年 11 月 5 日，邓小平在新建拖拉机厂全厂职工大会上默默地听完了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兴奋地说：“林彪不死，天理难容”。随后，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批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罪行，同时也表示：“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 68 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

1972 年 8 月 4 日邓小平的信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上。8 月 14 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示：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甚为激动。没有人能比周恩来更清楚更准确地把握这一批示的实质了。批示的实质在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肯定。在于毛泽东为邓小平的复出再次发出了一枚绿意浓浓的“信号”。

周恩来当即指示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8 月 15 日，他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并指

示将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回邓小平的身边。

江青一伙对邓小平的将要复出极为恐慌，百般阻挠。就在周恩来批判极左，为邓小平等一大批干部早日出来而积极工作时，江青一伙却把周恩来此间的言行诬为“修正主义的回潮”、“右倾回潮”。为此，邓小平的复出延误了好几个月。

也就在这段期间，周恩来的小便出现了不正常的红血球。早期膀胱癌的诊断以及自己对身体的感觉，使周恩来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而当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令人忧虑。1 月份，毛泽东因心肌梗塞突然休克，令周恩来大惊一场，邓小平的复出随着越来越现实的谁来接班的问题而益发显得急迫了。

1972 年 12 月 17 日晚，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处。谈到老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谈到了远放在桂林的谭震林，说：“谭震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个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谭震林曾因对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满于 1967 年 2 月和陈毅、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大闹怀仁堂”，被林彪、江青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次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要他们具体承办让谭震林回来一事，同时也趁机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随后，周恩来又找纪登奎、汪东兴二人面谈邓小平复出之事。

月 27
日，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了恢复邓小平副总理职务的建议情报周恩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历史终于洞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 1973 年 2 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一家回北京。周恩来亲自找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一家回京后的住所。

3 月上旬，周恩来连续主持几次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

复职问题的决定稿。会上，经过两种力量的激烈交锋，终于在 3 月 10 日通过了这一决定。会后，周恩来立即写报告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些天来政治局会议讨论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及国务院副总理的情况，同时提出：由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一个决定发至全国各基层党组织，将邓小平出来工作事通报全党及党外群众。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同意。

月 10

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月 12

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这次招待会，邀请了众多的中外记者。周恩来特意让邓小平出席这次招待会。这是在政坛沉寂了 6 年之久的邓小平第一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公开露面。招待会结束后，世界各国记者都匆匆奔向电报大楼，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

至此，周恩来也稍稍吁了口长气。当年，当邓小平一家将启程赴江西时，周恩来亲自拨通了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电话，指出：毛主席说过，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不能当全劳力，要有人照顾他们。同时，周恩来还否定了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准备把邓小平一家安置到交通不便、生活条件差的赣南山区的意见，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最好是独门独院的两层楼房，既能出来在院子散步，又要能保证安全。周恩来的这种特殊安排，是否意味着他当时就预料到邓小平必将重返政治舞台，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但周恩来的安排无疑是在危急之中将

被林彪推向急流险滩的邓小平拉向了一个避风的小港湾，为邓小平政治生涯的再度“启航”给予了希望和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