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争论”

赵丹坐在台下仔细地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倍受鼓舞，感觉太过瘾了，尤其是国家总理讲到“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时，赵丹非常感动，他忘却了台上的周恩来是总理，只觉得自己是在听一位朋友讲话。对整个讲话，赵丹心服口服，只是有一点，他有不同意见，这就是《达吉和她的父亲》究竟是小说好还是电影好的问题。

尽管赵丹“看电影时流了泪”，他仍认为小说比电影强；尽管周恩来看电影“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并且对小说和电影作了各有所长的评价，但他还是讲“小说比较粗犷”，“电影加工较小说好”。赵丹认定了他的看法，想找周恩来论论理。周恩来也准备着艺术家们提出意见，他的目的之一，就是从自己开始，树个“的”让大家来射射，树个活靶子，让艺术家们毫无顾虑地来攻一攻。

月 19 日讲话以后，周恩来又在 22

日约请各电影厂的一些编剧、导演和演员到中南海西花厅家中座谈，倾听他们的意见，交流心中的感想。
月 1 日之前，周恩来通知文化部党组，建议会议不要开得太紧张，他

愿意在 7 月 1 日党的生日时和大家一起到西郊登香山休息一天。

党的生日这天，周恩来兴致勃勃地来到香山，和参加会议的代表举行登山活动。烈日炎炎，翠谷青青，花鸟欢笑。周恩来与大家拾级而上，谈笑风生。赵丹此时心中的想法，就像离弦之箭，他拽着周恩来讨论起《达吉和她的父亲》来。

“总理，我对您作的报告有不同意见。”赵丹的“箭”开始攻周恩来树的“的”。

“你有什么意见？”周恩来感兴趣地问。

赵丹大胆直言：“您说电影比小说有所提高，可我看还是小说好。” 周恩来也阐述自己的观点：“电影的时代感比较强，场景选择得比较广

阔⋯⋯”

赵丹毫不示弱：“那不过是电影这门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

他俩就这样各抒己见，说个不停。最后赵丹语塞，却坚持他的观点说： “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

周恩来听完，略停脚步，偏过头来看着赵丹微笑，用人们熟悉的那种神情、目光和姿势，冲赵丹提高声音以既亲切又不示弱的语气说：

“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

周恩来说完哈哈大笑，赵丹也嘿嘿地跟着笑，周围的人也被他们逗笑了。看到这一场景，香山的游人早已认不出谁是国家领导人，谁是普通的艺术工作者。更让大家感到不一样的是，在山上照合影相时，周恩来几乎都是站在后排的角落上，有时他甚至像小孩似地歪坐在栏杆上，自然、随便，平易近人。

后来赵丹回忆游香山之事时，感慨地说：“我有时很怕部长、书记，但是我不怕总理。”

原来，赵丹在新侨会议刚开始时不敢讲话，一直在寻求“免斗牌”。事情是这样引起的：在来北京开会之前，上海市委某负责人曾告诫他们，去北京开会不要发言，上海的工作没有什么要检查的。因此，赵丹在刚开会的头几天一句话也不说。为此，主持会议的陈荒煤很纳闷，就问他：“阿丹，你为什么不发言？”赵丹心中有气，便信口回了一句：“除非给我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此人说话不算数’，我才敢言。”

赵丹的话后来让周恩来知道了。第二天周恩来参加会议时，亲自点名叫赵丹发言说：

“听说你不敢讲话了？你说吧，在我面前还有什么顾虑呢？”

在总理的鼓励下，赵丹等人才解除了心中的顾虑，尽情地倾吐了自己的意见。后来，就自然地发生了香山的争论。事后有人和赵丹开玩笑说：总理承认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总算使你得到一块“免斗牌”了。

一路上，周恩来谈笑风生，好像年轻了许多。他与大家边探讨问题边游览，最后又说：“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如果现在讲觉得不方便，以后可以写信给我。他还指指身边的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补充说道：“你们把信写给他，我就可以收到了。”

游香山的第二天，新侨会议闭幕了。会后，中宣部和文化部根据会上讨论情况和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制订了《文艺八条》和《加强电影生产领导三十二条》，以期促进“双百”方针的贯彻，使党的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沿着更健康的道路发展。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左”的思想得不到根除，这两个文件也未能真正实施。但是周恩来的讲话，一直深深地印在文艺界人士的脑海中，他身体力行，从我做起的民主作风，深远地影响着党的文艺工作。难怪文艺界参加过新侨会议甚至所有接触过周恩来的人都这样认为：周总理

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我们把他当成朋友，在他面前什么话都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