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读《教科书》的态度和方法

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态度、方式、方法问题，周恩来在读书过程中反复地作过强调。读书小组刚组成，他就明确提出：必须批判地学习。批判的态度和方法，在刘少奇和毛泽东的读书小组中，同样如此。毛泽东在1960 年 1 月上海工作会议上提倡组织学习小组时就专门说过：“国庆节以前，把苏联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

法。”毛泽东和周恩来所强调的“批判”之意，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评论，对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学习、借鉴，对错误的东西加以否定、舍弃。在学术问题上，“批判”一意，是与不加分析、盲目接受的教条主义做法相反的。“批判”的态度，是周恩来历来坚持的学习态度和思考风格。早在他青年时期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具备“审慎求真”的批判性态度，从不盲从。周恩来与中国其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在革命时期就饱尝了教条主义的危害，历经了千辛万苦，才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革命道路。但是，进入建设新中国的时期，由于主观上的“左”倾思想和客观上的苏联模式及其老子党做法，致使教条主义的东西始终在时隐时现地干扰中国共产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再次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进一步清理教条主义的客观要求。这一要求是符合周恩来反对“洋”冒进、瞎指挥和共产风的思想的。因此，借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机会，从理论上批判教条主义，重新思考建设问题， 这是读书小组首先要解决的课题。

周恩来在 2 月 23 日的发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们这次学习是运用毛

泽东思想批判地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 2 月 25 日的发言中， 讲到思想意识、上层建筑变革问题时，又引发了对苏联《教科书》的态度和方法问题：“苏联当时只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避免与资产阶级形式上的对立，在法律、司法方面，有许多形式上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甚至在某些原则问题上妥协，这是错误的，我们批判了这些，批判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是，我们的人民大学还在用《教科书》当教本，这也是矛盾的。我们中央负责同志都到北大、清华去作报告，就是没有去人大，吴（玉章） 老说过好几次。我们的马列主义教科书和教员都是从那里出来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对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央党校、国际关系学院等学校使用教本的情况也提出了看法，认为：“我们的实际和理论有矛盾。”周恩来所说的人民大学使用《教科书》的问题，侧重点是在担心部分教员和学生缺乏批判态度上面，而不是否定大家学习这本《教科书》。在他看来，只有掌握了批判的武器，解决好理论与实际的矛盾，才能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也才能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3 月 2 日下午，读书小组召开了“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结束会”，周恩来对这次学习作了总结，他在开场白中又一次讲到了学习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批判地学习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怎样批判地学习呢？这次学了 20 天，仅仅是学习的开始。精读一下，20 天是不够的，参考资料那么多；如果要把各个问题研究一下，不是两个月，时间要更长。学习是长期的问题。要分析这本书： 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好的加以肯定、发展，错的加以否定、批判；批判要有武器，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来批判，这样才完全。⋯⋯ 在我们的学习中，掌握和运用这个武器，本身也就是学习。运用这个武器， 要有个实践过程，需要有个时间，不能说我们就马上会用了，顺手拈来就行了，不要看得太容易，还要有个长期的过程，要看作是个不断学习、实践、发展的过程。这次学习是需要的，通过这次学习，基本上是提高了一步，还要继续学习下去。”这一总结性的发言，首先明确了批判的态度和方法即是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是实事求是的、分析的态度和方法；其次表明， 理论学习是必要的，无论从理论发展还是从实践前进的角度，都是有益的； 再次强调，理论学习是长期的任务，要学会运用批判的武器，真正把正确的

理论用于指导实践，还需要不断的学习和实践。这次发言，进一步概述了周恩来对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待这次学习、对待理论思考的态度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