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的深入

1972 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也是党和人民同江青集团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此前，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斗争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于经历了 5 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来说，思想认识中的顾虑和障碍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这是因为，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种种错误的东西，肯定并恢复为林彪一伙破坏的许多合理、正确的东西的同时，又要求人们从指导思想上去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正确，继续批判“文化大革命”前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就必然在人们头脑中造成混乱，使得实际工作中出现许多自相矛盾的情况，最终使人们无所适从。

例如，在联系实际批判林彪的过程中，许多部门提出要排除来自“左” 的和右的两方面的干扰，认为既要反对“生产第一”、“业务挂帅”，又要批判空头政治和技术无用；既要反对“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又要批判“撤手不管”的无政府主义；强调要反对把革命和生产、政治与业务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等等。这些认识，在林彪事件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虽然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在极左思潮仍然存在，其恶劣影响亟待肃清的情况下，就不能不说是未抓住问题的实质和要害，因而使反倾向斗争失去重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人们思想认识上的一种局限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提出了要进一步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

1972 年 8 月 1 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一些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随后，周恩来又指出：极左思潮不批透，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月初，针对林彪一伙在政治与业务关系问题上制造的思想混乱，周恩来在接见回国述职的大使时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同时，根据他的指示，外交部开了以批判无政府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形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外事会议，周恩来亲自到会作报告，再次强调批判极左思潮的重要性，指出：“极左思潮不批透，还会犯错误”，“如果在对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以上周恩来关于内政外交的一系列讲话，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力主深入批

判极左思潮（即周恩来多次使用“批透”一语）的意图。为此，他从启发人们的思想认识入手，反复强调极左仍是当前各项工作的首要危险，进而引导各条战线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向纵深发展，而不是像前一阶段那样，一些单位反倾向斗争没有突出批“左”重点，仅停留在一般水平上。

在推动各条战线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周恩来还不畏险阻，亲自从“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灾区教育、科技界入手，具体帮助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排除干扰，解决思想认识，尽快恢复教育科技界的正常工作。

1972 年 7 月 14 日，根据美籍科学家杨振宁的建议，周恩来当面叮嘱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要认真清理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提高基础理论水平，把综合大学的理科办好，并强调：“有什么障碍要拔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7 月 20 日，周培源致信周恩来，提到在北大传达了总理讲话后，广大教师都心情激动，深感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同时，信中也反映了在多数教师中存在的思想顾虑，主要是觉得“搞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造成“老中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怕搞基础理论研究”，“怕挨‘理论脱离实际’ 的批评”。该信真实地反映出在当时环境下，广大知识分子欲罢不忍、欲教不成的心理状态。这些，也正是周恩来所指出的“障碍”所在，因而从一个方面表明在教育、科技界“批透”极左思潮，解决人们思想认识的极端重要性。

7 月 23 日，周恩来在就周培源的来信写给国务院科教组和中科院负责人的批语中提出，要以该信“作依据”，将此问题“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月 5

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总统顾问萨拉姆时，再次强调了开展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9 月 11 日，他又写信给张文裕和朱光亚，对二机部某所 18 位科学工作者来信中提到的发展高能物理研究的建议表示“很高兴”，并提醒“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之后，周恩来即对北大、清华草拟的关于在教学和科研中加强基础理论的初步意见作出修改、讨论、上报的指示，督促尽快加以落实。在抓紧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同时，周恩来还提出了中学毕业生直接上大学的意见。
月 6

日，根据周恩来一系列指示精神，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在学校中，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篇冲破江青集团设置的重重阻力的文章的发表，公开表明了这一时期周恩来所致力于肃清教育、科技界极左思潮的强烈愿望，使得在“两个估计”禁锢下备受压抑的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和启发。

在教育、科技界认真贯彻落实周恩来指示，努力扫除思想障碍，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之际，《人民日报》社根据周恩来关于极左思潮要批透的多次讲话精神，组织了一版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于 10 月 14 日发表。

以上周恩来从教育、科技界和舆论宣传两个方面入手批判极左思潮的事实，充分表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将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

斗争引向深入并坚持到底的决心。这就必然地要引起江青集团的激烈反抗。如果说，在这一年的上半年里，江青集团对周恩来领导的联系实际、批判林彪的斗争还仅仅是警觉和不满的话，那么，在下半年，他们则是集中力量开始向党和人民实行反扑。

周培源的文章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等公然宣称：“不管周培源来头多大”，都要追查、反击；“那些口口声声说要重视基础理论的人，其实最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他们在北大的一个亲信甚至直言不讳地供认：“他们要拔掉的钉子，就是拔掉我们。”随后，张、姚等还指使《文汇报》连续发表文章，对周培源的文章进行围攻，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几篇文章，更是戳到了江青一伙的痛处，他们决意下大力量“刹住”这个“1972 年下半年出现的修正主义回潮”。姚文元看了这些文章后即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回潮抬头。” 江青更是画龙点睛地说：“这个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与此同时，江青一伙还一再查问这些文章的“背景”。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授意下，这一年 11 月间，《文汇报》内部刊物《文汇情况》连续两期登载批驳龙岩等的文章，江青集团借机在《人民日报》社大搞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由此逐步控制了原由周恩来领导的《人民日报》。这样，在坚持批极左与反对批极左问题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同江青集团之间的对立开始变得明朗化、公开化。

同年 11 月底，双方的斗争终于发展到彼此“摊牌”的程度：11 月 28 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写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没有得到彻底地批判和肃清，拟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任务是，联系外事工作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11 月 30 日，周恩来即对报告作出“拟同意”的批示。然而，次日张春桥却在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明确表示反对批极左：他一方面诡称“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另一方面又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12 月 2 日，江青在对报告的批语中更进一步提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在这里，江青一伙故意避开问题的要害，即林彪集团正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文化大革命”中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他们侈谈什么“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意在把“文化大革命”与林彪一伙分开，以免深入批林会牵连他们这另一伙“极左派”，进而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演出了这场掩耳盗铃、以进为退的把戏。

应当说，周恩来与张春桥、江青对外事会议报告所作出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批示，标志着自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以来，党内健康力量同江青集团的斗争已达到白热化程度，是 1972 年前后这场斗争的最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