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非洲第一站：阿联

人类文明的发展，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在近现代青睐了欧美大陆，冷淡了亚非大多数国家。尤其是非洲大陆，这块土地被人称为“黑暗大陆”。然而，非洲是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正如周恩来所说：“非洲遍地是宝，有广大未开垦的处女地。”“西方的近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牺牲亚非国家取得的。”

60 年代初期，“黑暗大陆”非洲正在觉醒，非洲国家相继挣脱殖民主义

的羁绊宣布独立。继 1955 年万隆亚非会议之后，1957 年和 1958 年，加纳和

几内亚先后独立，拉开了非洲独立高潮的序幕； 1960 年，撒哈拉以南的非

洲国家就有 15 个获得独立，这年成为“非洲独立年”； 1963 年 5 月， 30 多个非洲国家的首脑召开了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大会，非洲人民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

对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新中国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纷纷电贺和承认非洲独立国家。新中国也在这个时候，进

入了第二个建交高潮期。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63 年 12 月 13 日至 1964 年 2 月 5 日，周恩来总理在陈毅副总理等陪同下，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踏上正在觉醒的非洲大陆，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十个国家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次出访，“是我们国家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周恩来语），揭开了中国对非洲外交工作的新篇章。也加深了周恩来与非洲国家领导人之间相互的了解。

非洲大陆及其非洲国家，无论是对于中国政府代表团还是对于周恩来本人，都是比较陌生的。为此，出访前，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专门编写了一整套《非洲问题参考资料》，供代表团阅读。在笔者所看到的原始材料中，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阅看这套资料是最认真的。例如他在阅看参考资料第 25 辑即《非洲概况》时，逐字逐句地划线、标点，甚至批注、修改，这辑材料上留下了他的密密麻麻的笔迹，可见其认真关注的程度和为了了解非洲概况所下的工夫。为准备出访，周恩来一行先飞抵西南边陲的云南昆明。

1963 年 12 月 13 日，虽然北方的气候寒气袭人，但昆明机场的欢送人群为即将远行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热烈欢呼，鲜艳的服装、花环、彩旗、气球与春城的美丽一道，使代表团成员感到了昆明的温暖春意。周恩来总理带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原、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新闻司司长龚澎⋯⋯登上租来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中“波罗的海”号专机，上路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在这之前应邀访问肯尼亚，他将由肯尼亚直飞开罗与周恩来等人会合。

由北京出发，需要飞行十几个小时，才能抵达这次出访的第一站——阿联首都开罗。中间停留缅甸首都仰光和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卡拉奇两机场。在这里稍事停留之时，周恩来召见了中国驻缅甸、巴基斯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大使，向他们详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方针，他用战略家的语言富有远见地提出：

“我们必须打破两个超级大国企图在我们周围筑起的高墙。我们必须走出去，让别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1963 年 12 月 14 日中午，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的专机徐徐降落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首都开罗。这里的气候，与中国首都北京的寒冷正好相反，烈日当头，酷似盛夏。陈毅先由肯尼亚抵达开罗，同开罗机场叠叠重重、热烈欢呼的人群一起迎接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受纳赛尔总统的委派，阿联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阿里·萨布里等高级官员专程到机场迎接周恩来一行。他与周恩来是熟悉的，这年 4 月，他曾访问过北京，受到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正是那时，周恩来向萨布里系统地阐述了著名的“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要等待，不要将己之见强加于人”、“决不先开第一枪”， “来而不往非礼也”、“退避三舍”⋯⋯使外国人了解到，“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

纳赛尔总统缘何未到机场去迎接周恩来？对这点，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看法。英籍作家韩素音在她所撰写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一书中这样认为：

“中国驻埃及大使陈家康感到有点为难，因为他不得不告诉周，纳赛尔

不会到机场去迎接他。因为苏联驻开罗的大使曾警告过纳赛尔，如果他对中国人表现过于友好，苏联将拒绝向埃提供一项大宗贷款。于是，突然间，纳赛尔有了‘急事’，无法分身。大约过了 24 小时以后才和周见面，一个劲儿地向周表示歉意。周对这种失礼行为显得毫不介意⋯⋯”

韩素音还认为，“这是一个不吉利的开端。”

其实，韩素音女士在这个问题上的判断失之偏颇，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现象。周恩来的这次出访，从一开始就受到包括阿联人民在内的所访非洲国家的最高礼仪的接待。随访的外交部副部长黄镇是这样说的：

“各国人民以最热烈的方式，最高的礼仪接待周总理。访问中，无论到达哪个城市，都是万人空巷，倾城而出，男女老少都穿着大红大紫、大蓝大绿的民族服装，伴着非洲鼓激昂的节奏欢歌狂舞。老人、儿童争着上来摸摸中国客人的汽车，妇女按当地风俗脱下身上的花袍，铺在路上让中国客人的汽车碾过，好让她们心爱的衣服上留下友谊的印痕。到处有纵情的欢笑和激动的泪水，到处有热烈的掌声和绚丽的鲜花，充分表达了非洲人民对中国客人的深情厚谊。”

在阿联，正好是一个“吉利”的开端，是中国政府代表团遇到的第一个最热烈的欢迎场面。随访的专职摄影杜修贤（这次出访，周恩来给“老杜” 取了一个雅号叫“杜山”，系“杜三”的谐音），就是在开罗机场“密密匝匝的手臂和沸沸扬扬的彩旗，眼花缭乱地迎面而来”中，目不暇接地抢拍镜头的。他拍下的照片，是一份真实的写照。他也回忆道：

“周恩来和陈毅分别站在前后的敞篷车上，街两边人群像密集捆扎的篱笆墙，绵延数十里长，不断摇晃的手旗上，弯弯绕绕的阿拉伯字发出欢迎的盛意，这是一种不用翻译便能知解其意的语言！”

是啊，这既是阿联人民的语言，也表明阿联官方的语言！作为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萨布里亲赴机场迎接，并代表总统欢迎。这样的礼仪，也无可挑剔。

与韩素音女士所说的“大约过了 24 小时以后才和周见面”相反的是，当

天下午 7 时，也就是周恩来一行抵达开罗稍事休息几个小时后，纳赛尔总统就亲自在住所接待了周恩来和代表团全体成员，并把一枚精制的“共和国勋章”亲自挂在了中国总理的胸前，并授予陈毅“尼罗河勋章大绶带”。随后，纳赛尔总统和夫人举行盛大招待会，为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接风洗尘。

周恩来在招待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访问友好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1924 年，当我从

欧洲回国途经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埃及刚刚摆脱保护国的地位，几乎整个非洲大陆还处在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 1954 年，当我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途经开罗的时候，埃及人民已经推翻法鲁克王朝，阿尔及利亚人民正在酝酿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整个非洲处在暴风雨的前夕。今天，当我们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来到非洲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觉醒的大陆，一个战斗的大陆。在这一片被帝国主义者叫做‘黑暗大陆’的辽阔土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

12 月 16 日，纳赛尔总统在阿联第九届科学节大会上，称赞周恩来为“亚洲的杰出战士（英文报纸译为‘杰出领导人’），人类最初思想世纪古老的先锋文明创造者和目前站在现代历史潮流有影响力量和其动力的中国革命创造者、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活生生象征”，这些称赞，是少见的，也许是释译

上的问题，或者是电码的疏漏，这些称谓有些绕口和晦涩，但是，这确是当时孔原、黄镇、童小鹏联合发回北京的综合报告中的记载。

当纳赛尔总统在科学节大会上称赞周恩来是创造人类古老文明的中国人民的“活生生象征”时，周恩来对古埃及的灿烂文化也同样有着极深的了解。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就是古埃及高度文明的一种标志。

12 月 19 日上午，周恩来、陈毅一行在总统会议委员会委员里法特陪同

下，来到开罗郊外，参观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 178 米高的开罗塔。它们

都是阿联人民的骄傲，尤其是建于古埃及王国第四王朝时期（约公元前 2650

——前 2500 年）的金字塔，更是被誉为古代世界奇观。当周恩来等人来到金字塔下时，周围除了陪同参观的官员外，几乎没有其他游客。只见几名身着白色运动衫的阿联运动员站在金字塔下，个个身强力壮、精神抖擞。显然是阿方有意安排的。中国客人一开始不知他们要干什么。待大家站定，只见运动员们连跑带跳、健步如飞地冲上金字塔，这一动作把周恩来和陈毅等人的注意力全集中过去了，他们随着运动员的跑动，视线不断引向塔尖。不大一会，白衣点就站到了塔尖上，参观的人刚刚吁了一口气，只见运动员们又以更快的速度往下飞奔，一眨眼工夫就到了塔底。这一精彩的登塔表演，赢来了大家热烈的掌声。周恩来快步走过去，握着运动员的手夸奖道：

“你们身手不凡啊！7 分钟就在 146 米高的金字塔上下跑个来回。” 原来，细心的周恩来从一开始就为运动员们记时。他边说边拉过一名运

动员的手，用中国老中医特有的方法给这位运动健将号脉。周恩来的老岳母杨振德就是一位很有名气的老中医，邓颖超也很相信中医理论，周恩来也就自然熟于此道。他看着自己的手表秒针转了一圈后，惊奇地告诉大家：

“哎，还真的是脸不变色心不跳！脉搏和正常人的一样，一分钟 80 多下，这就叫生命在于运动啊！我们不运动有时还心跳不正常哩。”

在大家的笑声中，阿联运动员们感到无比的欣慰，没想到中国总理这么喜爱、赞赏他们。

周恩来与纳赛尔、萨布里等阿联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

其一，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其二，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

其三，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

其四，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

其五，主张阿拉伯和非洲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12 月 20 日，就在中国政府代表团将要结束对阿联的访问前夕，周恩来在开罗举行记者招待会，出席的有阿联、美国、英国、印尼、印度、法国等多家报社、通讯社、电视台、电台的记者。周恩来思路清晰，反应敏捷，机智应答，妙语如珠。

他谈到对阿联的“最主要的印象”是：英雄的城市，灿烂的文化，现代的建筑，英勇、热情、勤劳、智慧的人民，有能力的领导人、团结的力量以及新兴的气象。

有记者问：“你访问非洲有什么目的，以至你认为有必要离开办公桌达两个月之久？”

周恩来恳切地回答：“我们是第一次到非洲访问，而新中国建立已经 14 年了。我们来得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我这次来到阿联首先要向纳赛尔总统表示我来晚了的歉意。这就是我访非的第一个重要的任务。

“我们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我们自远东来到非洲，路很远，不容易，既然来了，就多访问一些国家，以表达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友好愿望⋯⋯”

带着这种友好愿望， 12 月 21 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开罗，飞往阿尔及尔，进入访非第二站——阿尔及利亚。

“周恩来是阿尔及利亚最好的朋友”

当 12 月 21 日下午周恩来和陈毅等人飞抵阿尔及尔，走出机舱时，感受到了又一幅热烈的场景：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和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迈丁率领 30 万阿尔及尔人民正迎候在机场上。当本·贝拉总统在盛大的欢迎仪式上热烈地拥抱周恩来时，他称周恩来为：“阿尔及利亚最好的朋友。” 这句话有它深远的涵义。

中国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始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阿尔及利亚爆发抗击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武装起义后，1956 年 2 月底，阿拉伯联盟总秘书处照会中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周恩来迅速作出了积极的响应，他在 6 月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1958 年 4 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到北京访问，受到周恩来的热情接待，他对他们说：“中国人民愿意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提供军事援助；并为阿尔及利亚方面设想了恰当的军援途径。”阿方对此深表赞赏。中国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国家， 1962 年 3 月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中国又向它提供了经济援助，帮助它恢复战争创伤、发展民族经济。

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深厚情谊，阿尔及利亚人民铭记在心。他们早就盼着周恩来的到来。另外，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阿尔及尔的市民们都是荣幸的，因为在这里，他将成为他们中间特殊的一员。

为对本·贝拉总统的热情表示感谢，周恩来下午 2 时刚踏上阿尔及利亚

的土地，就以最快的速度于 5 时 30 分到达总统官邸约丽别墅拜会了本·贝拉。从机场到住地，安顿好代表团，再到总统官邸拜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好这一切，这是少有的神速，可以说周恩来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一分钟的喘息时间。

12 月 22 日，阿尔及尔市政府和市民用两件事来表达他们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总理的感情。一是专门命名一条大街为“北京大街”，把北京和阿尔及尔联结起来。周恩来出席了命名典礼。另一件事，恐怕周恩来原先也没有想到，阿尔及尔市政府授予周恩来“阿尔及尔荣誉市民”的称号，这一荣誉，既是给周恩来本人的，也是给中国人民的，所以周恩来欣然前往市府大厅参加授予仪式，接受了这一称号。

在阿尔及利亚，周恩来除了与阿方领导人进行许多非正式会谈外，主要与本·贝拉总统举行了四次正式的政治会谈。周恩来声称：“我们这次到非洲来，是为了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并且借此机会全面了解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的情况，增进我们的知识，向这些国家的人民学习有益的东

西。”对阿尔及利亚，中国代表团成员（包括周恩来）自认为了解得还太少。尤其是阿尔及利亚独立后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它的形势、任务、方针、政策，我方知之甚少。因此，前两次政治会谈主要由本·贝拉介绍阿方的情况。

相应地，阿方也急切地想了解中国的情况，想从社会主义的先驱者那里学到一些有益的建设经验。因此，从 12 月 24 日第三次政治会谈开始，本·贝拉便请求周恩来“赐教”。周恩来风趣地以“提出一点意见”谦让，他说： “才学习三天，第四天就讲话，发言权是很低的。对于阿尔及利亚，我

们是刚进课堂的小学生。”

他称赞：“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胜利，是继中国和古巴革命后，60 年代的伟大事件，也可以说是奇迹。”并说：“任何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应该依靠自己。我们历来这样主张。”

应本·贝拉的请求，周恩来也介绍了新中国经济建设、政治思想建设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的情况。本·贝拉越听越感兴趣，他觉得自己听了还不过瘾，又要求周恩来给阿方的干部们做一次报告。周恩来答应了，并细致地作了准备。当周恩来在台上给阿方的干部们作报告，介绍中国的建设经验时，本·贝拉总统和布迈丁副总理亲自在一旁认真地作笔记，也做了一回“课堂的小学生”。两国领导人的谦逊，竟是如此的相似！

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是从法国殖民统治下挣脱出来的。阿、法之间自从1962 年 2 月签署《埃维昂协议》，结束战争以来，中国和法国的关系的阻碍，

也由此扫除一大块。周恩来访问阿尔及利亚之前，曾于 10 月在北京接待了法国戴高乐总统的特使富尔，就中法关系及其建交事宜进行了磋商。自然，法国人对周恩来访问非洲有着极大的兴趣，一些法国记者进行了跟踪采访。

还在阿联开罗的记者招待会上，法国电视台的记者就问过周恩来：“你对法国有什么要谈的吗？”

周恩来的回答，使用了带有怀旧之情的外交辞令，巧妙、贴切：“我和陈毅元帅 40 年前都在法国勤工俭学，我们是在法国参加共产主义组织的。我愿借此机会，向法国人民致意。我和陈毅元帅都希望有机会到法国访问。我们对法国热情的人民印象很深。”

开罗之后，法国记者又追到了阿尔及尔。法国《观察家》记者克鲁德·高达，似乎觉得 12 月 26 日周恩来在阿尔及尔人民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意犹未

尽，他又使出全身解数要求单独采访周恩来。 12 月 26 日晚 11 时 40 分，这是一个人们进入梦乡的时刻，克鲁德·高达得到了周恩来的特殊礼遇，再次进入人民宫，单独采访了周恩来。

周恩来对这位法国记者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对阿尔及利亚“最强烈的印象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革命热情很强，他们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

这一夜，周恩来几乎未睡。但是访非期间，他偶尔也尝到了“午觉”的甜头。因为非洲国家中午的气温一般都在 40 度以上，当地活动都安排在早晚，中午不办公。在没有外事活动的中午，周恩来被炎热所逼只好穿着衣服打个盹。后来回国他跟邓颖超讲：“这次出国访问，我才算知道了睡午觉的好处。”

次日上午，本·贝拉和布迈丁等阿方领导人再次前往机场，为周恩来、陈毅等人访问摩洛哥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