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扳倒陶铸之后 下一个目标是周恩来

1966 年 8 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仍是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已“靠边站”了。党和国家的重任落在了周恩来的身上。鉴此，全会期间在讨论政治局常委分工时，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让刚从广州调中央工作的陶铸协助他处理党和

国家的日常事务。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并在政治局常委名单草案上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周恩来的后面、陈伯达的前面。这样，陶铸一跃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中央“第四号人物”。此后，为了把“文化大革命”的范围限制在文化教育和党政机关部门，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 对生产建设领域的冲击，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周恩来和陶铸的主持和坚持下， 制定下达了一系列对“文化大革命”限制性的文件，颁发了许多规定。如 9 月份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10 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的紧急通知》，11 月《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等等。这一系列举措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企图格格不入，自然也就招致了这伙阴谋家的记恨。 1967 年 1 月 4 日，江青一伙突然以“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陶铸是叛徒”等罪名把陶铸打倒了。

在扳倒陶铸之后，江青一伙的下一个进攻目标便是周恩来。他们对周恩来进行了轮番围攻和种种诽谤。

镜头一：对陶铸进行突然袭击的第五天， 1967 年 1 月 10 日，陈伯达在接见造反派时说：“在毛主席旁边的刘、邓路线者，除了陶铸之外，是否还有旁人呢？可能还有个把子。至少，陈伯达的“把子”就是暗指周恩来。镜头二：怀仁堂事件后，在对三位副总理、四位军委副主席的 7 次批斗

会上，“中央文革”一伙把批判矛头同时指向周恩来，他被说成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复辟的总代表。为此，姚文元写了一首诗，题为《贺北京反逆流初步胜利》。这首诗传到了北航造反派头头韩爱晶的手中，她读后认为：诗意，是可以反周恩来了。又在笔记本上写道： 夺总理的权，与总理的斗争要公开化了。

镜头三： 1927 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周恩来、叶剑英通过正面交涉，

曾营救出包括陶铸在内的近 300 名“政治犯”。陈伯达却授意北大聂元粹组

织“揪叛徒兵团”，前往南京、苏州、无锡等地“调查”，要把这 300 人打成“南方叛徒集团”，就像揪出薄一波、刘澜涛等北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那样。

镜头四：“中央文革”黑干将戚本禹向北师大造反派头头谭厚兰指示： 立即向中央各部门派出强有力的调查组，调查“文化大革命”以来每一个复辟、翻案事件，要以总理为一条线，一件件查清，他是总后台。

镜头五：在张春桥的授意下，上海《文汇报》发表一篇题力《抗敌话剧九队的反动真面目》，攻击周恩来支持过的这个演出团体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别动队”，并配发了一篇《向阶级敌人放火开炮》的社论。

镜头六：“中央文革”碰头会。周恩来提出：“鞍钢乱起来了，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我的意见，是否请富春同志去处理一下。”

江青当即发难：“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分辩道：“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江青一触即跳：“你一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

周恩来平心静气地反驳：“你说的不是事实。除了文化大革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就是文化大革命，也还有许多具体事务。毛主席接见一千多万红卫兵，吃、住、行，中央文革没管一个，都是各部、北京市、军队安排

的嘛！”

江青哑然片刻，随即又指责：“你这个也不让批，那个也不让斗，你的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你不相信群众。”

周恩来激动地站起：“你们敢保证吗？已经逼死的，你们谁出来做个交待？再逼死人，谁负责？”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派谭厚兰带 200 多人远征山东孔老夫子的故乡曲阜，在那里砸“周公”庙，向国务院发《抗议信》，那是“倒周” 逆流的山雨欲来，那么，到此时此刻就已是“风满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