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9 年 9 月 14 日

这个由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议很快传向党内外。9 月 15 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著名无党派人士和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举行座谈会，通报了建国 10 周年特赦问题的有关情况并作了说明。

  1. 月 17

    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随后，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发表了毛泽东的建议、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刘少奇的特赦令，同时配发了题为《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这张报纸立即在全国各地战犯管理所内引起轰动，一双双盼望的眼睛盯住了《特赦令》的第一条：“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关押 10 年而确已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这夭正赶上中秋佳节，往年这一天，总不免因月圆人不圆而惆怅，今年则大不相同了，许多特殊的家庭有了“月圆” 的希望。

正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用巨人的大手，拨动了月圆的时针。

1959 年 12 月 4 日，首批特赦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战争罪犯大会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等地隆重召开。此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它对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对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战犯一直没有进行正式审判，而是分别关押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他们在战犯管理所一边治疗伤病，一边接受党的政策教育，交代所犯的罪行。

对这批人究竟如何处理，党中央一直持慎重态度，研究过各种方案。最初，中央曾考虑对他们进行正式审判。经过反复讨论，权衡利弊后，还是决定采取慎重态度，对他们不判下杀，暂时放在那里。历史证明，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

1956 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确定后，如何处理战犯的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 月 30 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号召“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当天，他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最早提出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对各方面情况做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已经具备了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当时国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提前完成，政治、经济稳定。从战犯本身的情况看，他们虽多是有过重大罪恶，但一般高高在上，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较少，不像直接压迫人民群众的恶霸地主那样，不杀掉一批不足以平民愤。再者，经过几年的关押改造，他们之中的多数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释放一批战犯，不仅有助于孤立、动摇、瓦解境内外敌人，并且有助于安定社会上和统一战线内部对我们抱有疑惧的人的思想，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根据周恩来阐明的对台方针和中央的部署， 政府宣布，国民党去台人员只要回到祖国，不管什么人将一律既往不咎。在这种时候，释放一批战犯，有利于加强台湾与大陆的关系。

  1. 月 14

    日，政协二届十九次会议专门讨论了周恩来关于释放战犯的提议。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的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作了发言，具体说明这一重大决策的目的、方针和步骤。他明确指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他说：“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的影响相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只是要杀的，增加了台湾的恐慌，这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合。”

那么，如何实施这一决策呢？当时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立即全部释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逐步释放。周恩来主张后一种意见，他说：“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很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他提出：“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有效没有，放出后的工作也要循序渐进，急不得。”对战犯释放后的安排，周恩来也提出了具体意见， 他说：第一步先集中他们在北京参观，然后再到各地去参观，允许亲友看望

他们。等这些人对新生活适应后，对祖国的形势有所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对台湾的工作。周恩来表示，如果他不是总理，倒愿意跟这些人多谈谈。他还强调，“他们出去后，愿意到台湾的到台湾，愿意到香港的到香港，允许来去自由，允许言论自由，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1.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进一步就宽大战犯的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毛泽东指出，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对释放战犯的时间问题，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后，在 5 月 2 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其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 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楚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有这个必要。”

经过上上下下地充分酝酿与讨论，对战争罪犯实行特赦的方针终于确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