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中他想起了周恩来⋯⋯

德国医学博士汉斯·米勒，早在 1939 年 9 月就风尘仆仆地来到延安，那

时他才 24 岁。当他伸出双手和毛泽东紧紧相握时，他的命运从此与中国革命联结在一起。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作为医学专家随军转战，足迹遍及华北、东北各个战场。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又经受了战火的考验。根据他的请求， 有关部门批准他加入中国国籍，他还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文革”动乱开始的时候，米勒正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工作。

一夜之间，党委和院领导成了“走资派”，医院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性格耿直的米勒不肯随波逐流，被“造反派”怀恨在心，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随着形势的发展，厄运株连到米勒的子女。他的儿子和女儿毕业后，成了分配的“老大难”，连当工人的资格都没有。

一件件不愉快事件使米勒下了决心：“我已经是‘狗不理’了，我在中国成了多余的人，你们让我回德国去吧！”

积水潭医院主管外事的干部很理解米勒的心情，他力劝米勒留下来，并建议，如果有实际困难，可以写信给周总理。

这个建议打动了米勒，他一向崇敬和信任周恩来。在给总理的信中，他诉说了目前的处境和他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并请求批准他回德国去。

米勒的信送到总理办公桌上，周恩来从字里行间看到一个外国血统的共产党员对中国的热爱，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恢复正确的外专工作方向迫在眉睫。

这一时期，反映其他外国专家境况的通报也纷纷汇集到国务院。周恩来决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取有力措施。

1973 年 2 月 2 日，周恩来阅读了外国专家局的第六期《专家工作简报》。其中反映了对外国专家放任自流，以致出现不健康倾向的事例。周总理对此极为重视，他在简报上批示，责成外交部、新华社、外文局、广播局、北京市委、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单位组成调查小组，分别找外国专家个别谈话，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情况，向自己直接汇报并提出具体改进措施。

北京市委派林参加调查小组，并具体解决米勒的问题。此后，林担任了总理联络员，曾三十余次去米勒家做工作。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米勒终于放弃了回德国的请求，决心把余生贡献给中国的卫生事业。

但是，就在外专工作逐步恢复井开始走上正轨时，周恩来忽然得到外专局被撤销的消息。

“外国专家局你们不要，我要”

1973 年 3 月 4 日晚，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里灯火通明，外交部、中联部

及一些涉外单位的负责人共 31 人被召集到这里。

10 时整，周恩来出现在会场。他说，今天到会的都是负责外事的干部， 主要讨论外国专家工作问题。

总理首先询问外专局撤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有关同志解释了事情的原委。自“文革”开始后，外国专家局一直由外

交部代管。由于业务并不十分对口，专家问题又比较难办，当时的外交部感觉是一个负担。 1973 年初，外交部向国务院打了报告，决定撤销外国专家局，成立专家小组，由外交部领事司管理。这份报告未曾送交总理，但已由国务院退回外交部，预备实施。

周恩来批评说，国务院的一个局，我总理不知道，怎么就给撤销了？我在 1 月 31 日的《专家工作简报》上发现专家工作有问题，还在 2 月 2 日要有关单位改进。可是，我一面去向专家承认错误，你们一面却甩手不管，撂挑子。外专局，你们不要，我要。周恩来强调了外国专家工作的特点，他说， 外国专家不是侨民，不宜划归领事司管，怎么能把专家工作和护照签证搞在一起呢？这个问题外交部核心小组再讨论一下，通不过，再找我。

周恩来就外专工作中几个有共性的问题，谈了处理原则。外国专家要求参加政治活动，既要一视同仁，又要在他们自愿的基础上，不能强加于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专家，要享有中共党员的一切政治待遇。

接着，周恩来询问与会各单位的外专工作情况，逐一作指示。有人汇报说，英国专家劳埃德对跳“忠字舞”，搞早请示、晚汇报一套做法看不惯， 给学校提了意见而被斗，并被解聘回国。结果造成神经失常，在英国找不到职业。总理立即表态说，这是我们的错误。应该把人接回来，向他赔礼道歉， 有病我们要负责给治好。

在听取北京大学汇报时，周恩来对美国教师叶文茜一家处境表示非常关心。这一天上午，周恩来刚在一份报告中作了批示，报告的内容就是关于叶文茜参加教改的情况。周恩来问得很仔细，从叶文茜本人到她子女，其中果然存在意想不到的麻烦。

叶文茜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市人。当她还是姑娘的时候，认识了在美国工作的华人叶渚沛，并且嫁给了他。而 1950 年叶文茜随丈夫来到北京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叶文茜上大学时专攻文学，还喜欢戏剧和诗歌。到中国后，她被北大聘为英语系教师。

叶诸沛是位才能杰出的科学家，也是有名的工作狂。他的时间几乎都耗费在实验室和办公室里，把家庭和三个孩子都交给了不通汉语的叶文窗。

这样，叶文茜有了外籍教师和中国家属两种身份，她的肩上也挑起了专家工作和家庭主妇两副担子。

辛苦和劳累算不了什么，使叶文茜难受的是她成了有关管理部门都可以管又都不管的边缘人物。由于她嫁给了中国人，她不是纯粹的“外国专家”， 一些为外国专家组织的参观、游览等活动都没她的份；由于她长着一副洋面孔，中国人谁也不把她当成自己的同胞。

她像寓言中那只倒霉的蝙蝠，兽类说它像鸟，鸟类说它是兽，竟然找不到自己的归宿。

十年动乱开始后，这种情况更甚。“里通外国”和“特务”的双重怀疑， 使人们都不敢和她讲话。1971 年叶诸沛去世后，叶文茜的日子更艰难。

灾难还传给了下一代。由于遗传基因的组合，叶家子女面貌上具有异邦人特征，这使他们被打入了“另册”。中学毕业后，当兵或上大学这样的美事想也不敢想，能在小厂里当个壮工，已经很知足了。

大儿子叶良侠已经 30 多岁，在工厂劳动中与一个女工建立了感情，两个人相爱了。这正常的恋爱却引起轩然大波。工厂的领导不愿属下发生“涉外婚姻”，坚决反对。女方的父母把“不争气”的女儿骂够了，又强迫她离开

工厂，送到河南乡村里躲藏起来⋯⋯

听到这些情况，周恩来浓眉紧皱，他激动地说，一个中国人和外国人结婚有什么错？为什么搞得这么紧张？何况叶良侠是中国的孩子，不能因为长得像外国人就歧视他。他指示北大外事处周俊业副处长，这个问题要解决， 要尽快把那个女孩子找回来。可以多做女孩子家长和工厂的工作，如果有顾虑，就说是我讲的。

总理最后说，今年三八节就要着重抓外国专家工作，到时把所有专家和他们的家属都请来，我们得承认错误，这样才能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