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柯西金机场会晤

1969 年 9 月 3 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因心脏病在河内逝世。中共中央决定派与胡志明私交很深的周恩来前去河内吊丧。

中央估计苏联将派二号人物柯西金赴河内吊丧。考虑到中苏两国关系的极端恶化状况，中央决定周恩来到河内要回避苏联领导人。

于是，9 月 4 日，周恩来在叶剑英、韦国清的陪同下飞抵河内，与胡志明遗体告别后，当天就飞回北京。这样，当柯西金到达河内时，周恩来已离开了。

周恩来此举，立即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美联社华盛顿 9 月 5 日的电讯说：“美国一个不愿透露姓名、地位不低的官员对周恩来避免与柯西金打交道离开河内，感到非常高兴。周恩来避免会晤柯西金，不表明中苏冲突有任何新变化，而表明冲突糟到什么程度，说明整个中苏问题已经达到没有任何伸缩的余地⋯⋯”

然而，就在外电纷纷对周恩来河内之行作各种猜测和评论之时，9 月 10 日，我国驻河内使馆发来急电说：柯西金要在回莫斯科途中路过北京，要求跟周恩来总理会晤。还说要等回话。

霸权主义者的外交向来是欺软怕硬。 50 年代后期以来，中苏两党之间在原则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突出。解决这些问题，本可用平等讨论的办法，求同存异，让分歧通过实践进行检验。然而当时的苏共领导人采取了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横施压力，企图逼迫中国党就范——不服，就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这样就导致了两党关系的破裂和两国关系的全面紧张。1964 年 10 月，苏联政府的更迭为扭转中苏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借祝贺十月革命节的机会，寻求两国关系好转的途径。然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诚意并没有唤醒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新领导在反华道路上的止步回头，勃列日涅夫不顾我党一再希望和解的表示，当面向周恩来说：苏联在国际共运问题上，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同以前“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实际上，他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在政治和经济手段都不能迫使中国听任于他们的“指挥棒”后，他们进而诉诸军事压力。1965 年以后，苏联不但大量增兵中苏边境，而且还不断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制造流血事件。1968 年 3 月，大批苏军两次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我边防军忍无可忍，被迫自卫还击，一场大规模的边境武装冲突终于爆发了。

珍宝岛的枪炮声把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关系恶化到了战争的边缘。在这阵激烈的枪炮声中，勃列日涅夫等人猛然惊醒，发现自己处在内外

交困之中。

苏联武装挑起珍宝岛流血冲突后，美国白宫的尼克松作出了调整对华政

策的大动作，向中国发出了若明若暗的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苏联领导人非常担心美国会利用中苏矛盾来对付苏联。珍宝岛事件后不久，美国驻苏联大使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转交了尼克松的一封信，并作了“美国无意看到苏联和中国发生冲突，也不想利用中苏分歧”的口头说明。这番表白在苏联领导人看来，简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苏联内部困难也重重叠叠。对中国是否要用武力，苏联高层内部意见分歧也很大。

迫于上述压力，苏联要求与中国缓和一下。柯西金要求与周恩来会晤，正是出于这一目的。

中共中央在接到柯西金的要求后，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决定让周恩来同柯西金会面。

在周恩来看来，柯西金在苏联政府内部对中国的态度是比较友好的，也是比较冷静现实的。据有关消息透露，国防部长安德列·格列奇科元帅积极主张使用几百万吨的原子弹，采取“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而比较现实的柯西金等人不赞成这种计划，认为大量的放射性尘埃不仅仅只危害中国人，也会杀死远东的苏联公民和与中国接壤的其他国家的人民。军方强硬派又提出用少量的核武器对中国的核力量施行“外科手术式地打击”，但柯西金等人也认为不妥，弄不好会使苏联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其后果也许比美国在越南的结局更糟。

建国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力图创造一个缓和的国际环境，以利于能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中苏共同边界最长，而国家关系竟恶化到兵戎相见的地步。这是中国政府所不希望看到的局势。因此，周恩来认为，只要苏联人愿意坐下来谈判，并希望通过同柯西金的会谈能在缓和中苏边境局势方面有所突破。但我们对苏联领导不抱幻想。

1969 年 9 月 11 日 10 时 50 分至 14 时 30 分，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贵宾室同柯西金举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晤，就中苏关系的紧迫性问题交换了意见。

周恩来说：“约五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当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因为不同意见的争论，不要说现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会存在，一万年以后，也会有矛盾，有斗争。中苏两国的问题，只要我们心平气和地来处理，总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嘛！五年前我送你到北京机场途中也说过嘛！”

柯西金说：“中苏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的话，可以讨论三个月。”

周恩来说：“目前看，我认为边界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 柯西金点头称是。

谈到边界冲突问题时，周恩来说：“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会知道，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还要打仗呢？”

周恩来的话是肺腑之言。当时，那场“文化大革命”内乱就足以使中国忙不过来。

“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可是，你们调了很多兵力到远东。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

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了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

说到这里，周恩来不由得有点激动。他双目炯炯，浓眉直竖，语气掷地有声：“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最后，周恩来诚恳地提出：当务之急是在谈判解决问题以前首先采取临

时措施，使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双方首先就此签订一个协议，进而恢复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

周恩来的这一合情合理的建议有助于缓和中苏边界一触即发的局势。柯西金明确表示同意。

关于“维持边界现状”，中苏双方一致认为，就是双方原来在哪里，还在哪里，没有人的地方谁也不去。维持边界现状的时限，应一直到边界问题的全面解决为止。

关于争议地区的概念，讨论的时间最长。 1964 年的边界谈判中，双方曾交换过一份地图。苏方地图在许多地段上违反有关条约规定把边界标在中国领土的纵深，造成了许多“争议地区”。这次经过双方反复探讨，最后柯西金讲，“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

关于避免武装冲突，除周恩来所提双方武装力量从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外，柯西金还补充一条：在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相互联系，协商解决。

此外双方还同意：边境居民原来在哪里生产，还在哪里生产；为避免误会，只要互相通知一下，便可一次达成协议，当然，这并不影响这些地区的主权归属，归属问题须待边界谈判解决。

周恩来总理把上述双方讨论的结果，归纳为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在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等四条，再次征求苏方意见。柯西金当即表示：“你讲的四条我完全赞同。”周总理接着说：“临时措施解决了，边境的紧张状态就会变成缓和状态了。就此，对方完全同意并且说：“周恩来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我们由衷的真诚的愿望，我们能够也一定能够做到。”然后，双方还就边界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地点、双边贸易等交换了意见。

会晤快结束时，周恩来提议：以两国总理互致信件的形式作为双方政府间的换文，对这次会晤中达成的谅解予以确认，即把会晤的成果肯定下来。对此，柯西金也愉快地表示同意。

月 18 日，按照事先商定的办法，周恩来致信何西金，归纳和概括了中

国政府的有关立场及 9 月 11 日会晤时双方达成的谅解。

然而，苏联领导层内部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意见不一。有人仍力图继续对我国施行军事政治高压政策。因而，柯西金与周恩来在 9 月 11 日达成的谅解遭到某些人的反对。

不久，柯西金在致周恩来的复信中回避了 9 月 11 日会晤时已达成的谅解，只是说：苏联政府已采取措施，向边防部队下达了四点指示，以缓和边界局势。为此希望中国方面也作出类似安排。并表示两国政府不必再换文了。

尽管如此，但周恩来与柯西金这三个半小时的会晤的积极影响不可低估。这次会晤后，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相对缓和下来。中苏边界问题的谈判在北京恢复。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周恩来与柯西金的这次会晤，把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神经触动了，迫使尼克松在改善中美关系上迈出更大更积极的步

子，从而直接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