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确定谈判的方针和任务

1969 年 10 月 7 日的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京西宾馆召开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代外长姬鹏飞和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

周恩来首先讲，中苏两国政府已经商定，从 10 月 20 日起。在北京举行

边界谈判。接着，他宣布了经中央批准的我方代表团 8 名成员的名单。团长是乔冠华，柴成文被指定为代表团的副团长。团员有对中苏边界问题很有研究的苏欧司司长余湛，他是 1964 年边界谈判的我方首席代表，还有老大使章文晋和深谙苏联情况、精通俄语的王草卿。军队方面的代表团成员有总参谋部主管边防的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安怀和新疆军区作战部副部长王步苍。

宣布名单之后，周恩来讲了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边界谈判。他说：两国总理会见时，双方一致同意不要因为边界问题打仗。他们不断在边界挑衅，反而一再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动核战争。他们扬言要摧毁我们的核基地，露骨地进行战争威胁。我严肃而诚恳地告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们不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但我们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所以我当面向他们讲“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就是战争，这就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才把这个话告诉你。”今天发表的政府声明，我们又把这个态度向全世界公布，谈判只有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才能顺利进行。这也是 1964 年谈判的一条经验。

周恩来所讲的经验是指，自从 1960 年苏方挑起第一次边界冲突起，中国就提出了边界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未解决前应维持现状、避免冲突的主张。1964 年举行的中苏边界谈判中，我们再次建议这样做，但未被对方接受。结果谈了半年不仅边界问题没有任何进展，反而边界冲突越来越频繁，边界局势越来越紧张，如果不是我方尽量克制，情况还可能更为严重。

周恩来还说，机场会谈的谅解很明确，必须付诸实施。可是，9 月 18 日我们按照双方商定的程序，把已达成的谅解列成条文写信要他们确认，不料他们回信仅说已向边防部队下达了命令，只字不提就谅解达成协议的事，情况似乎有变化。所以，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就临时措施达成协议，不然局势是缓和不下来的。

第二，关于苏联政府 6 月 13 日的声明。周恩来指出，两国总理会见时， 我们已向对方讲明，对于他们这个声明，我们要给予回答，要向人民交代， 不驳斥不交代不好。但现在谈判即将开始，我们不愿为此去加剧紧张气氛， 所以已同外交部商定，准备以“外交部文件”的形式予以发表，而不用政府声明。从外交上讲不对等，但从政治上讲更为有理、有利。

为什么周恩来总理说不驳斥不交代不好呢？因为这个声明实在是太不讲理了。它歪曲历史事实，把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的中国领土说成是“历来属于苏联的”；把中国北方的国界说成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说黑龙江是“俄国移民开发的”，历来属于俄国，中国的汉人和满人都从来没有到过

这个地方；甚至还别有用心他说，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人等等。对于这样的政府声明怎么能默不作声呢！

第三，关于谈判的领导。周恩来讲要分为一、二、三线，乔冠华、柴成文是第一线，第二线是姬鹏飞、黄永胜，第三线是党中央。实际上，整个工作都是由他亲自抓的。

第四，关于谈判的准备工作。周恩来要求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立即集中， 放下其他工作，全力以赴进行准备；首先熟悉两国政府来往的声明和照会， 熟悉边界的历史和现状。他说：谈判离不开全局形势，边界谈判离不开边境情况，第一步要解决的临时措施，更同全局形势紧密相连，这不只是边界谈判，而是两国关系的谈判。为此，他要求各方面收集了解到的有关情况都要向代表团集中，以保证谈判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