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正外国专家工作的方向

1970 年 8 月，与中国政治密切相连的庐山又一次风云变幻，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陈伯达等人发起“突然袭击”，迫不及待地企图“抢班夺权”。

毛泽东识破他们的阴谋，在周恩来的有力辅佐下，扼制了林、陈集团的嚣张气焰，使极左势力不得不有所收敛。

周恩来清楚地知道，极左思潮如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抓紧这短暂的有利时机，为拨正共和国航船做些切实的工作。

1970 年 11 月 20 日，周恩来冒着初冬凛冽的寒风，出席了有高校负责同志参加的外语教改座谈会。

周总理听取了高校同志的汇报，他特别关心在华外籍教师的处境。当他听说许多外籍教师在学校里处于被闲置和隔离状态，中国师生不敢和他们讲话，更不敢交往，实际是“靠边站”时，周恩来指出：同外国朋友的来往如何改进，是时候了，该提到日程上了。他指示要把这作为一个问题，同外交部研究一下，尽快解决。

十几天以后，周恩来在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上，又一次谈到了在华外国专家问题。他分析说，现在在中国的外国人，除了外交人员、国际组织和侨民之外，还有许多在新华社、广播局、外文局、中央编译局和高等院校工作的外国专家，要专门研究如何对他们做工作。对外国人要一分为二，不要因为个别人有问题就“一个老鼠坏一锅粥”，连《参考消息》也不让他们看，连外国语也不敢讲了。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和督促下，外国专家的处境有所改善，但是“左” 的桎梏却难以在人们的头脑中消除。 1971 年 5 月 31 日，周恩来在一次外事会议上，就外事工作的各种错误倾向，发表了长篇讲话。

周恩来说，要警惕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首先是住在我们自己家里的外宾问题。美国乒乓球队来中国，我们当作客人欢迎，可是对于跟我们一起工作的外国朋友，反而不理人家，比一比，我们怎么能够不做自我批评？周恩来举了许多具体的事例，其中一个英国老太太的命运，引起了周恩

来的关注。

她叫露丝·史密斯，是英国共产党党员。史密斯早年就信仰共产主义， 曾参与创建了英国共产党。1962 年，史密斯已经 71 岁了，她不顾年高体弱， 离别亲人来到中国。史密斯先在外文局工作，后被新华社聘为英语专家，她博学多才，熟诸新闻业务，与中国同事和睦相处，勤恳工作。一篇篇凝结着她心血的英文电讯，通过电波飞往世界各地。“文革”开始后，经过一番眼花缭乱的巨变，史密斯发现自己被置于一座冰窖中。昔日亲密无间的中国同事，眼中失去了热情和温柔，代之以冷漠和敌意。再没有人理睬她，哪怕是工作上的交谈。迫于无奈，史密斯提出了回国的请求。她含着眼泪说：“虽然在这里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我回去后不能说中国的坏话。”办好手续， 中国同志送她到机场。临别时，连声“再见”也没有说⋯⋯周恩来介绍了史密斯的情况，动情地说，她回去后，确实是说中国的好话。这样一个英国同志，我们是对她不住的⋯⋯

周恩来这次讲话以后，我国有关部门了解到史密斯回英国后的情况。她回到伦敦后，由于英共的分化，原来的同志变成了敌人，她感到孤单和凄凉。史密斯感受到资本主义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更加怀念在中国曾经度过的美好时光。1971 年，正逢史密斯 80 大寿。她生日这天，新华社驻伦敦记者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带着生日蛋糕来看望她，并且邀请她再次到中国工作。史密斯高兴极了，激动地说：“这一天终于盼来了！我要立即飞到北京去， 在中国战斗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她刚踏上中国土地，就感动得哭起来。

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专家，实践了她献身中英友好事业的誓言， 1985 年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

对黄土地怀着眷恋之情的外国专家，远不止史密斯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