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人而宜的保护方式

周恩来对民主人士的保护，绝不仅仅是这张名单。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就密切关注着民主人士的安危，他凭着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有意识地做了一些工作。当时，正值酷暑时节，张治中等几位老先生在北戴河避暑疗养，周恩来马上想到他们若回到北京，可能会碰上红卫兵抄家这种事。因此，他及时派中央统战部一位负责同志到北戴河去，向几位老人打招呼，让他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这实际是保护性工作的开端。

毛泽东批示下达后，周恩来就更有把握地办这些事了。他多次找有关人员商量具体办法，根据被保护人的不同情况，对他们采取了多种形式的保护措施。

周恩来考虑到，这些人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性格倔强，不堪受辱，若在家中，万一照顾不到，发生意外，会给党带来很坏的影响。因此，他委托

可靠的同志去做说服工作，动员这些人暂时离家避一避；同时，通知三○一医院准备接收这批人住院，对他们加以保护，在医院里，他派部队的同志做警卫，安排医务人员照顾他们的生活。为了防止红卫兵追踪而来，他特别嘱咐要秘密护送。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到被保护人家中接人时，不告诉其家属到什么地方去，只允许一名秘书跟随照顾，并要求被保护人改用假名字。对张治中、程潜、章士钊、李宗仁都采取了这种保护办法；对郭沫若亦采取相同措施护送到外地，直至形势好转才将他们送回家中。

对思想不通或因其他原因不肯离家的人，周恩来改换方式加以保护。他派解放军战士或公安人员身着便装，臂带红袖章，到被保护人家中劝阻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同时，与当地派出所和所在机关的同志取得联系，请他们予以协助。对傅作义、邵力子、蔡廷锴、蒋光鼐、沙千里等都采取了这种保护措施。

关于周恩来对张治中的保护，曾任张治中机要秘书的余湛邦回忆说： “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抄家闹得很凶，当时张老在北戴河。周总

理考虑到张老个性刚强，回北京碰上这种事情容易出问题，便马上通知统战部派一位负责同志到北戴河艰张老等打招呼，解释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大革命”，这种做法实际是让张老这批人有思想准备。

我们 8 月底回京，刚到家红卫兵就来了。幸亏周总理已采取了保护措施

——卫戍区派了一个连队和一个营部住在张老家附近，当时住在这一带的还有许多高级民主人士。战士们身着便服，佩戴红袖章与前来的红卫兵周旋。红卫兵先后到张家五次，第一次是来抄家，张老躺在沙发上不作声。第二次来抄家时，张老正好从医院回来，躺在靠椅上休息，红卫兵指着张老的鼻子质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张老没有碰到过这种粗暴的事，因此狠生气地从靠椅上颤抖着站起来说：我的历史你们可以去问毛主席和周总理！当时房间里的气氛十分紧张，但由于我们事前做了准备，让警卫员、服务员保护性地围在张老身边，他们没敢动手。张老被抄家后，周总理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讲话中说：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张治中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先生亲自迎送毛主席，保证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你们不要再去了。这实际是保张老过关。但是这些红卫兵由于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唆使，三番五次要揪张老。总理感到这样下去不行，必须采取措施，于是就让周荣鑫找了一位负责同志把张老送到三○一医院保护起来了。当时只允许我同他联系。

1967 年，在全国揪叛徒高潮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从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康生在某场合说：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集团，他们和张治中勾结起来隐瞒历史回延安的。康生之流明明知道这件事是总理出面委托张老办的，硬要这样做，实际就是要利用这件事整总理。所以张老虽然被保护起来，他们仍不死心。他们知道式和张老的关系，就把矛头对准我，想从我这里找到整张老和总理的材料。那时我每天去三○一医院向张老汇报情况，送报纸。他们就派人跟踪我，找到我的家。抄了家之后又把我揪到学校，让我交代历史，最后又以所谓公安六条精神为理由坚持要赶我走。我怎么解释都没用，只好给总理办公室值班室打电话，并请张老给总理写了信，总理立即派一名联络员给红卫兵做工作，说：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这样，我才被保下来。同时，总理在一次接见红卫兵讲话中驳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蔑之词，指出：新疆那批同志出狱是党中央提出来，我向张治中要

求，由张治中先生的部下送回延安的，这批同志没有问题，党中央是做了结论的。他还提到：朱总司令曾亲笔写信感谢张治中先生，并赠送了延安的羊皮筒子和毛线。至此，这件事才平息下去。总理不仅保护了革命千部，也保护了张老，保护了我。

张老的身体原来一直很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精神上的摧残使他的身体很快垮了。那时他心中满是问号，找不到答案，因此整天郁郁不乐，一言不发。大概是 1968 年国庆节，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主席时就对主席说：主席呀，你跑得太快，我们跟不上了，现在打倒的不止百分之五了吧？这时他已身患重病，不久，张老病危，他十分思念亲人，我们就请示总理能否让张老女婿（当时张老的两个女婿和一个女儿都被隔离审查）出来见见面，总理马上派人与专案组交涉，使张老病逝前与家人团聚。1969 年 4 月 6 日，张老去世，总理亲自主持了告别仪式并致了悼词。以后总理又从我手中将张老的许多机密文件索去妥善保存起来。

程潜的夫人郭翼青在回忆周恩来对程潜的保护时说：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和程老从湖南回到北京。当时政协召开过一次

会议，向大家打了招呼：如果红卫乒到家里来，要允许和欢迎他们帮助你们“破四旧”。因此对红卫兵的抄家行动我们已有准备，把一些不合时宜的照片、资料全部都烧毁了。红卫兵来后觉得我们家没什么问题，破得很好，只是说我们家住的房子大了些。秘书向他们解释：这房子不是程老私人的，是国家分给他们住的。程老年岁大，来往人多，所以住这样的房子，因此红卫兵很快就走了。不久以后国务院来了一位同志要接程老走，他不报姓名，不讲工作单位，不允许家人相随。因为不认识这个人，外边又那么乱，我很害怕，就悄悄地让程老的司机去看看（司机常与程老外出活动，认识的人很多）。司机回来说是总理办公室的人，我们才稍放心。临出门时，那位同志又叮嘱程老将名字改一改，后来就用程老的小名。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将程老护达到三○一医院保护起来了。这个时期我们不能和程老见面，衣服、用品都是他们派人来取的。后来在电视中我们看到他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知道他没有问题，才安下心来。程老在三○一医院住了三个月，在一次接见红卫兵时，他向主席提出要回家，主席同意了。程老回来后，总理还派了两名市公安局的同志住在家里，保护程老的安全。

程老逝世后，总理非常关心程老的安葬问题。程老生前一直想在死后用棺木安葬，在湖南老家已为自己准备好了一副棺木，“文化大革命”中棺木的一角被造反派劈坏了，但修一修还可以用。我劝程老不要迷信棺木，还是火葬为好，给他做了不少工作。他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因此程老去世后，我家提出了人葬。但总理是了解程老心思的，他派人来与我们商量：听说程老生前一直想用棺木，这是可以的，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们给湖南方面拍个电报让他们送来。我说，已和孩子们商量妥了，我们都同意火葬。总理一直不放心，四次派人来商量，最后一次才决定火葬。我们全家为此深受感动。

曾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胡子昂感慨他说：

周恩来在非常复杂、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地保护了一大批党政军干部和党外人士。为了使横遭批斗侮辱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得到保护，他巧妙地决定把这些负责人的学习改在家中自学，并指示有关部门予以保护。他又在 1969 年 5 月 4 日发出关于保护民主党派领导人的

一封信，信中明确规定“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的干部队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

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如果他们中间出现了现行的反革命分子，自当别论，但也需先报告军管代表，得到中央或省，市革委会同意后，方能采取行动。”我们民主党派领导人，包括我个人在内，要不是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采取果断措施加以保护，后果恐难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