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前进：发展核科技与和平利用原子能

在首次核试验当天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次日，周恩来总理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重申了中国政府的上述立场。再次提出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

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和态度，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研制核武器的目的不是为了进行核战争，而正是为了反对核垄断和核战争，最终禁止和销毁核武器，争取真正的世界和平。但是，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核试验则别有用心地到处造谣中伤。对此，周恩来曾说：“中国现在才试了一次，就有人叫起来。真好笑！如果中国没有试验，也没有人来谈禁止核试验，但我们一试验，就有人要中国参加裁军会议，说中国参加了核俱乐部。”他指出，美国提出的美、苏、英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就是要束缚社会主义国家的手足，束缚民族独立国家的手足，而允许美国试验和扩散。”周恩来还明确他说明： “我们愿意促进国际合作，没有任何理由责备我们。”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为了进一步打破核大国的核控制，中共中央决定，要加速研制氢弹。为此，周恩来找来二机部部长刘杰，研究对研制氢弹的安排。刘杰认为：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恩来提出：五年太慢了，要加快发展；下一步的重点是“两弹结合试验”，立即着手抓加强型原子弹和氢弹、导弹。从尖端科技的发展来看，由原子弹到氢弹又是一个质的飞跃。

实现这个飞跃，美国花了 7 年零 4 个月，苏联花了 4 年，英国花了 4 年零 7

个月，而当时法国已用了 4 年多时间研制，仍未成功。但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科技工作者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反复分析论证，认为我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这个飞跃。1965 年初，二机部向中央专委会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2 月 3 日、4 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这个报告。会议决定：“力争于 1968 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

试验。”经过我国国防尖端科技工作者的协作努力，终于在 1965 年底掌握了氢弹原理，并立即布置进行氢弹试验的“三部曲”，即依次进行热核材料、氢弹原理、全当量氢弹三次试验。1967 年 6 月 17 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

次 300 万吨级的可以装载导弹头的空投氢弹试验。从原子弹到氢弹，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技术水平也超出美、苏的首次氢弹试验，提前实现了原来的预想。

当然，试验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出现过许多险情甚至事故。

1971 年 12 月 30 日，在我国西北某地进行第一颗实战氢弹的投掷试验，就没有成功。

当时，由飞行员杨国祥驾驶的飞机进入预定地点，机上载有一枚数万吨当量的实战用氢弹。塔台发出投掷命令后，杨国祥用力伸向推脱装置机关，投掷装置却无动作。他又采取超应急措施，仍没有成功。

随着气候、温度、气流、速度的变化，可能使氢弹在空中突然爆炸，不仅会机毁人亡，基地也会成为一片废墟。

在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的周恩来虽然极为担心，但他镇定下令：除塔台指挥外，所有人员，无一例外，全部撤出。

杨国祥却另有考虑，他坚定地请示说：“我要带弹返航。”周恩来捏着话筒，沉吟半晌，沉重他说：“要相信我们的飞行员。”

在惊人的寂静中，杨国祥终于稳稳地驾驶着飞机，在其机场降落了。周恩来这才松了口气，说：“带氢弹着陆成功，是一大奇迹，要好好总

结经验。”后来查明，事故原因是推脱装置变形造成的。

在取得国防方面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原子能工业一直注意将原子能用于和平建设上。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影响了原子能工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干扰破坏。在“文革”之初的 1966 年 9 月 25 日第十六次专委会上，周恩来不无遗憾他说：“上次专委会后，就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了，五、六、七、八月想开专委会均没有开成。”他对专委们说：你们要说服二机部等科研、生产机关取消红卫兵，取消派别，使这些部门正常工作。

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仍然对尖端科技战线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一次，周恩来正在举行欢迎外宾的酒会，突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某导弹研究院一位和钱学森一起在周恩来关怀下从海外归来的著名火箭材料科学家姚桐斌被“造反派”整死了。周恩来震惊得手中的酒杯掉落在地上，砸得粉碎。他震怒了，写下了一批科学家的名单，命令严加保护，“必要时用武力保护”。这批科学家中，不少人后来对我国的尖端科技又做出了重大贡献。

屠守锷，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和“长征—2”号火箭的总设计师，1971 年 9 月 10 日，我国首次研制的洲际导弹飞行试验获得成功。

梁守槃，研制出了中国的“飞鱼”导弹，性能大大优于法国的。当 1984

年的天安门阅兵式上出现这种导弹时，懂行的外国人十分惊诧！ “文革”中，林彪曾下令要把原子能工厂全部迁到三线。周恩来尽力阻

止这个毁灭性的破坏。当黄永胜、吴法宪紧跟林彪下令把发射基地迁到陕西西安、渭南、商洛一带，把正在建设的新疆反导弹靶场搬迁到云南时，周恩来指示，仍放在原来的地区不变。

由于周恩来代表中央对原子能工业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使得这一领域在动乱中仍能继续有所发展。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就是在排除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的。

1970 年 2 月、7 月、11 月，周恩来先后三次指示原子能工业部门：我国

要搞核电站，要靠发展核电解决上海的用电问题。根据他 1970 年 2 月 8 日提出搞核电站的时间，我国的核电站工程被命名为“728 工程”。周恩来还提出，建设核电站，要遵循“安全、实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从此，我国原子能工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建设核电站，和平利用核能。1974 年 3 月 31 日、4 月 12 日，周恩来以惊人的毅力忍着病痛主持召开了他生前最后一次专委会议，对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 3 月 31 日的专委会议上，审批了上海核电站工程（即今日的浙江秦山核电站）的建设方案。会上，周恩来要求，建设核电站要绝对安全可靠。他指示：有关部门要选派好的设计人贝支援上海，通过这个工程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二机部、七机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要总结经验，要有专人抓这件事；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要想到 21、22 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要从体制上整顿被林彪一伙搞乱了的尖端科研队伍等等。

十年动乱结束后，1983 年 6 月，秦山核电站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始了前期工程施工，1991 年 12 月 15 日实现了并网发电。它是我国自行研究、设计的第一座核电站，凝聚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尖端科技工作者的心血。同时，在原有的基础上，我国又采取中外合资的形式，于 1980 年开始

筹划位于广东深圳的大亚湾核电站，1984 年 4 月动工兴建。1994 年 2 月 6 日，李鹏总理在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的庆典上说：“秦山核电站是我国自行研究、设计、制造和建设的第一座中型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则是我国引进国外资金、先进设备和技术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核电站。这两座核电站的建设都对我国核电事业的起步、培养技术队伍、掌握核电技术，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