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更高的高度来认识

中缅边界问题提出后，引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关注。

1956 年 11 月 5 日，周恩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50 次会议报告了与吴努会谈的情况。会议批准了他所提出的关于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建议。

但是，对周恩来提出的建议，并不是所有的人能够一下子理解和接受的。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都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纷纷写信给周恩来，坦率他说明自己的看法。他们总的意见是认为“失地大多”、“吃亏太大”，希望改变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造成的现状。这些意见启发周恩来作进一步思考。1957 年 2 月，周恩来访问亚欧十一国归来后，立即抓紧时间研究边界问题，

他听说云南代表尹明德对中缅边界问题很有研究，并在 20 年代曾化装到北段江心坡一带调查过，立即请他到北京当面讨教。尹明德给周恩来带来许多书籍和地图，这对周恩来研究边界问题很有帮助。

为了广泛征求意见，周恩来除了同北京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座谈讨论外，还特别邀请了云南省负责人及各界各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座谈，认真听

取他们的意见，对群众的思想情绪和问题做到了“心中有数”。

经过多方面调查研究后，3 月 16 日，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举行全体大会，周恩来就中缅边界问题作了专题性报告，正面回答了群众中普遍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

周恩来依据讲台前挂的示意图，详细分析了清末以来几个时期绘制的几张比较像样的地图上所发生的变化，说明“我们的地图是一件事，实际情况又是一件事，交涉又是一件事，这三件事不吻合，因为交涉还没有达到。制图时要把实际情况和交涉之间有一个交代，可是我们过去的地图一百年来从刚才说的 1894——1948 年没有交代，所以爱国人士看到这佯的地图当然很高兴”。

建国以后，中国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出版一本正式地图。人们通常使用的是 1953 年由地图出版社委托私人出版的一本地图。这本地图没有经过政府审定。这本图的基本内容是根据申报馆出版的那本地图而发展的。周恩来在会上说：“今天必须跟大家说清楚，这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这个工作还是需要很认真的，又很慎重的，又要站稳民族立场，又要照顾到友好关系，又要划得合乎实际，又要能够不损失我们主权，这的确是一件艰难的工作。”

那么，对未定界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应该采取“争”的态度呢？这也是人们议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有一些人认为，清末以来，历届政府都在力争未定界，大家“印象极深，难以忘怀”，因此新中国仍旧应该采取这个态度。针对这种思想，周恩来说：“当时与帝国主义争地方，就是说参加到中国大家庭里来总是比被帝国主义压迫要好。所以争地方多一些这样的爱国主义立场是对的，与帝国主义必须寸土必争，但现在新的问题来了，那时没有争到，而现在那块地方已不属于中国，而是独立后的缅甸。两个国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变成了民族主义国家、一个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两国彼此的关系是友好关系。”他还说：”在这个基础上来解决问题与历史上解决问题不能相同，当然不是毫无联系。虽然历史不能割断，但也不能完全相同。” 他的讲话，使许多人改变了只从历史上地图上空谈领土版图，要求愈多愈好的错误看法，明确了应该按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原则和和平外交政策来解决边界问题的道理。

对具体方案，人们十分关心 1941 年线的问题，想不通为什么一定要承认这条不公平的界线。周恩来解释说：“我们把它占定了，重新定一个新的，当然是修改条约，或者重新废弃这个条约，重订.这使人家感觉过去历史上所有划界的条约都可以改变，绝不是这一个条约为止，那的确四邻不安。所以，这个问题必须慎重考虑。 1941 年线是乘人之危不公道的条约，但是那已经是签订的边界条约，而这个地方（佧佤）两边都不是直接统治的，划得不很公（正）。但是，我们如果照这样解决比较否定了然后重新划问题要好得多，两个利弊相比，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 1941 年线我们顶多提出某一点斟酌，而不是给他来一个否定。”

在报告中，周恩来还明确指出了我国同缅甸的谈判原则是同我们的国策紧密相联的。我们的国策首先是要争取世界局势的缓和，好进行我们的和平建设；第二是要争取亚非国家，要跟他们真正和平共处，把帝国主义侵略和包围打开一个缺口；第三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要时常警惕，预防大国主义情绪，不使人家感觉我们要向外收复多少东西，但应该得到的我们要争取。

周恩来的这个报告有很强的说服力，许多人开始站在更高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

由于中缅边界问题直接关系到云南地方的利益，因此，3 月底，周恩来又风尘仆仆地赶到昆明，同云南省各界和各少数民族的代表座谈，耐心地做解释工作，这些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曾经对中缅边界问题的处理有着不同意见的尹明德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在 4 月 18 日致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的信中写道：“我过去对于北界很重视历史事实，听了周总理的报告后，使我进一步有所认识、了解，对于我的教育意义很大。”尹明德的切身体会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

7 月 9 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向人大代表正式提出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性建议。7 月 15 日，会议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此后，中缅两国政府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开始进入具体协商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