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谈得很坦率,我也谈得很坦率”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多次召开有西藏工委和自治区筹委会领导同志张经武、张国华、王其梅、夏辅仁、阿沛、帕巴拉以及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负责人平杰三、刘春等人参加的会议,与班禅共同研究“七万言书”中提出来的问题,商讨解决的办法。这期间,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受周总理委托,多次去看望大师并同他交谈。” 一开始,由于意见分歧较大,班禅“火气很大,说了些激烈的话”。但是, 大家本着搞好藏区工作,促进西藏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望,进行了近两个月的深入交谈、研究。最后,终于在 7 月 19 日形成了四个重要的文件:
《加强自治区筹委会工作,改进合作共事关系》;
《关于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几项规定》;
《继续贯彻执行处理反、叛分子规定的意见》;
《培养帮助教育干部的具体办法》。
这四个文件,充分涉及了“七万言书”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对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纠正平叛扩大化,加强对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教育, 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被人风趣地称为“虽然没有流血,但却流了不少汗” 的文件。习仲勋称之为“纠‘左’防急的四个好文件”。为此,周恩来称赞他们“这两个月任务完成得很好”。
周恩来从东北回京后,仔细地研究了班禅的“七万言书”。又审阅了上述四个文件。7 月 24 日下午,周恩来再次约见班禅等人。听取班禅介绍情况后,周恩来详细地回答了“七万言书”中提出的问题。从总体上,周恩来坦率地指出:在“七万言书”中,“问题摆出来了,就必须要解决。但并不等于说你提的问题都对,有对的,有不对的。因为有这两方面的情况,所以要慎重研究。对的就接受过来,不对的正面给你提出意见,提出批评。你有意见可以保留,也是许可的。”周恩来还把班禅“七万言书”中提出的八个问题归纳成六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平叛问题。周恩来指出:“中央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叛必平,有错必纠;在平叛中丝毫不受损害是不可能的;也应当承认,平叛和改革中有缺点和做过头了的地方,但缺点错误的出现,不应当掩盖成绩。
(二)关于民主改革问题。周恩来认为:应该肯定民主改革是对的,当
然也应该承认有些行动搞得过早了点;对于改革中的错误和少数干部投机、言行过头等现象,必须“有错必纠”。
(三)关于群众生活问题。周恩来称赞班禅的建议是好的,并要班禅回去后继续进行研究。同时提出两点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必须要关心最穷苦人民的生活;第二,要以西藏的水平来谈改善人民的生活,不可能与全国拉平。
(四)关于民主集中制。周恩来一方面要求班禅“首先是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在西藏具体说就是相信西藏工委”;另一方面,又要求西藏工委和自治区筹委会“要发扬民主,多同各方面协商,听取意见”。他提出, 要做到这一点,“就须藏、汉族领导同志互相尊重,互相信任”。
(五)关于宗教问题。周恩来说:我很欣赏你提出的宗教五项原则。他把班禅提出的宗教五项原则与自己倡导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提,取名为“潘查希拉”(印地语指五项原则),还风趣地说:“政治上的‘潘查希拉’我有一份,宗教上的‘潘查希拉’是你创造的,版权所有归你。”并强调指出:“消灭宗教,就是消灭人民了,就成了消灭自己了, 帝国主义才这样干的。社会主义不存在‘消灭宗教’的问题。”
(六)关于民族问题。周恩来提醒大家:“在座的都相信,党中央是扶持民族发展的。”“在民族问题上,汉族同志要批判大汉族主义倾向,藏族同志也要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倾向。”
周恩来最后指出:“国家有前途,藏族有前途,个人也有前途。关键在于领导,在于政策,在于团结。”
周恩来的回答,贯穿了一分为二的观点,充分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的谈话,始终是亲切的、和蔼的、循循善诱、以理服人。班禅听完周恩来的一席话后,基本赞同周恩来的意见,说:“今天总理作了宝贵、坦率的指示。”周恩来谦虚地说:“我的话不一定都对,我只是在几个大的方面指出来了。哪能够都对呢,除非是不说话。”他让班禅回去后“慢慢消化”, 有不同意见还可以提出来。周恩来还对谈话作了这样的总结:“你谈得很坦率,我也谈得很坦率。”
这次谈话,使班禅疑虑顿消。8 月初,班禅一行返回西藏,用阿沛的话来说:“班禅大师和我们都满怀着喜悦的心情返回了西藏。”班禅到达拉萨后,西藏工委于 8 月 13 日至 9 月 2 日召开了第六次扩大会议,传达了周恩来
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西藏工作的意见,讨论了如何贯彻 4 个文件精神的问
题。会后成立了 4 个小组,分别着手贯彻,班禅专门负责宗教政策的小组。这期间,班禅心情是舒畅的,对西藏工作充满了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