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黑龙江省副省长杨易辰如是说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黑龙江省遭受严重破坏，一大批为党的事业奋战多年的领导干部被揪斗、关押。我也遭到严重迫害，三进三出，几经反复。在这期间，总理对解决我的问题多次作过指示，支持我出来工作。如果没有总理的保护，我肯定会遭受更加严重的迫害。

1966 年 9 月，奉行极左路线的当时黑龙江省主要领导人，为了达到揽权的目的，制造事端，分裂省委，迫害同他持不同意见的其他省委领导同志。我被扣上“挑动工人斗学生”，“给文化大革命泼冷水，把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压下去”等罪名，被造反派关押起来。在遭毒打、戴高帽、游斗 12 夭后，一个造反派头头宣布我被解放了。我开始时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是总理了解到我的处境，保护了我。总理在一次有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和三派造反派头头参加的会上说，杨易辰是干工作的，是顾全大局的，困难时期支持中央，应该让他出来抓生产。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对总理的感激之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 10 月初，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这是一次打通思想的会，要求各省来两名领导干部参加，一名是支持“文革”的，一名是对“文革”不理解的。我自然是不理解的代表，也是参加这次工作会议的人中最早戴高帽、游街的领导干部。当时的形势很乱，全国一片狂热，各色各样的造反派组织蜂拥而起，红卫兵到处揪斗所谓的“走资派”。像我这样公开表示对“文革”不理解的干部更是在劫难逃。总理知道我心直口快，不说违心的话，对我尤为关切，关心我在这种混乱局势下的遭遇。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又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一次大会散后，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在门口递给我一张条子，上面是总理亲笔写的几个字：“易辰同志，散会后你留一下，我有事情和你谈。”一会儿，总理就来了，陶铸和李先念同志也参加了这次谈话。总理谈话的主要内容是，黑龙江的国防地位很重要，千万不能乱。×××才到黑龙江不久，你是老省委的人，要支持他的工作，不要把关系搞得太紧张了，不能眼看着生产垮下来，现在黑龙江抓生产的人很

少，你应该出来抓工作，不要因为在对“文革”的态度上想不通而被造反派揪住不放，要创造条件，集中精力抓好生产。总理的意思，我是明白的，他是为了稳定黑龙江省的局势，不使生产垮下来，尽可能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同时也是为了保护我，要我振奋精神，不悲观失望，学会在当时那种特殊情况下，保住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机会。从感情上说，我对总理的话是深信不疑的，但也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特别是对总理要我支持执行极左路线的×××的工作有些想不通，觉得总理应该更加旗帜鲜明地对“文革”进行抵制。只是到了后来，通过对“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冷静思考和观察，我才真正理解到总理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我当时的想法可谓是感情深，认识浅。总理才真是想得深，看得远，他无时无事不在为我们的党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着想啊！十年动乱中，在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被打倒的严峻形势下，正是周总理利用自己起作用的地位，忍辱负重，力撑危局，同林彪、“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进行了特殊形式的斗争，保护了一大批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干部，尽力减少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的损失。我当时对“文革”的复杂性和斗争的艰巨性，确实认识不足。现在看来，可以说是有勇无谋。如果当时总理也像我那样，恐怕早就被打倒了，也就难以起到保护干部、稳定局势的作用了。小平同志在谈到总理时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是非常实事求是的，是十分正确的。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对总理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觉得在思想感情上同周总理贴得更近了。在我心目中，总理的崇高威望和我对总理的衷心拥戴从来没有动摇过。

1966 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在总理的一再过问下，当时的黑龙江主要领导人只得让我出来工作。但由于我对他奉行的极左路线极为不满，对“文革”也没有真正地“理解”，经常与他发生顶撞。他便处心积虑地对我进行排挤、打击。1967 年成立省“文革”核心组时，他将我甩在一旁，靠边站了。一次，他找我们几个省委的老同志谈话，将我们训了一通，话不投机，我一气之下，拂抽而去。不久，造反派就把我第二次关进“牛棚”。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被送到柳河“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总理对黑龙江省的形势和我的问题一直十分关注。 1971 年 5 月，中央召开会议讨论黑龙江省的问题，总理在会上严厉批评了那位领导人的错误做法，总理说：现在黑龙江都被你搞乱了，你还容不得对你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杨易辰是支持你工作的，但是你把他甩开了，群众能服吗？杨易辰这个人比较爽快，有什么想法就公开讲出来，不背后搞鬼，争论起问题来，在我面前也敢吵，但中央定了以后，他是坚决照办的，这种干部你不喜欢，你就喜欢说你好话的人，在总理的直接干预下，这次会议后不久，我第二次被“解放”，结束了“劳动改造”。但是在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得到彻底纠正的情况下，我仍然不能出来工作。不久，有人要我在一份犯了“走资派”错误的结论上签字。由于我坚持拒不签字，很快被发配到哈尔滨的一个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直到 1976 年，我才第三次被“解放”。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 1 月 8 日，敬爱的周总理离开了我们。噩耗传来，我

和家人悲痛欲绝，茶饭不恩，整天守着电视机，想多看一眼总理的遗容，且每看必哭。在家里挂上了总理的遗像。全家人一起动手，精心做了一个小花圈，摆在遗像前，全家人都换上素装，两岁的外孙女没有素装，老伴临时找来块蓝布赶做了一件给她穿上。 28 岁的儿子原定在 1 月份结婚，也因为总理逝世推迟了半年婚期。当时，“四人帮”一伙不让追悼总理，不许戴白花、黑纱。在总理追悼会那天，省委常委都集中到常委会议室，我和任仲夷同志提议。每人都应戴上白花，并给总理的遗像披上黑纱。但是，当时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坚决反对这样做。我们的心情十分沉痛，有的满含泪水，有的失声痛哭。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对总理的感情是任何人也禁铜不了的。在北京，十里长街泪落倾盆雨，纪念碑前白花成海洋。当时，哈尔滨市最繁华的第七百货商店门前也出现了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总理遗像，遗像前摆着一个小白花圈，成为轰动一时的“小白花事件”。在追查这件事时，尽管搞这件事的人所在单位派性严重，情况比较复杂，有人知道是谁干的，但没有一个人说出去，可见人心所向。正是周总理的伟大形象和崇高品德，把当时不同观点、不同派别的人们联在一起，共同抗争“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在家中，我和家人把白花缝在内衣上，黑纱带在内衣袖上。在那个年代里，我们全家只能用这些无声的语言，表达对总理的无限热爱和崇敬之情，寄托对总理不尽的哀思。

⋯⋯

周恩来对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干部的保护，招致了江青等人的强烈不满。对此，当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井受周恩来之命保护干部的傅崇碧有一段精彩的回忆：

1967 年夏天，住在中直招待所的李井泉等几位老同志，先后被人抓走游斗。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根为他们的安全担心，指示我们派出部队，保护他们的安全；还让我们把住在招待所的王任重、江渭清等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同志，立即送到卫戍区部队的一个安全的住所保护起来，并嘱咐我们要严格保密。江青一伙听说找不到这些同志了，竟当着总理的面声色俱厉地问我，把人弄到哪里去了？接连两天吵吵闹闹。我见总理不理睬他们，也就不吭声。追问紧了，我就说了句：“上面知道。”后来我见到毛主席，向他报告了对这些同志的保护措施，主席赞同他说：“总理做得好！你们卫戍区保护得好！”第二天，江青一伙又来拍着桌子追问，我理直气壮他说：你们去问主席吧！他们一听，不敢再追问了，只问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说我不是早就说过上面指示的吗！事后我把向主席汇报的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爽朗地大笑起来。那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委的负责同志被保护在卫戍区部队营房以后，总理还专门指派了一位同志，每隔一天去探望一次，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形，给他们送文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