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法有出入，是思想问题”

班禅在起草书面报告的过程中，还于 1962 年三四月间，与来京参加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和民族工作会议的各藏区代表进行了交谈，了解近几年来民族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这些接触，使班禅更加感觉到藏区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

在写书面报告时，班禅的汉语仍然不是很好。他先用藏文写作，到 1962

年 5 月初，藏文稿已基本写完，班禅又亲自组织人翻译成汉文。

对于班禅写作书面报告一事，周恩来早有耳闻，也很关心此事。当班禅报告的汉文翻译基本结束并开始校对之际，周恩来于 1962 年 5 月 18 日下午，特约班禅、阿沛和帕巴拉等人佯谈，并通知乌兰夫、习仲勋、李维汉、平杰三、刘春、童小鹏、张经武、张国华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为的是取得广泛的协商意见。这是周恩来就书面报告事与班禅等人的第一次会谈。

在周恩来约见前，班禅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思考报告的内容、语气甚至递送的方式。得知周恩来要约见后，他更是加班加点地组织翻译、校对工作，原本想等周恩来接见时就把报告呈上，但是由于工作量大，校对工作未完，报告没有赶在 5 月 18 日这天完成。但完成后的报告标明的日期，仍为“1962

年 5 月 18 日”，由此可以看出班禅对周恩来的尊敬、信赖。

谈话一开始，周恩来开门见山地问：“听说你要写个书面报告给我？” 班禅把书面报告的进展情况作了汇报。周恩来接着请班禅把报告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看法直言相告。这次谈话，以班禅为主要发言人，阿沛也谈了一些补充意见，周恩来始终侧耳细听。听完班禅、阿沛等人的发言后，周恩来用他那善于寻求共同点和指出不同点的才能，从总体上谈了自己的几点看法，分析了双方意见的实质，认为：班禅和阿沛两人肯定了西藏和平解放 11 年来的成绩是主要的，至于在具体工作上，尤其在平叛以来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是第二位的。“这一点我们的看法也一致。”当然，对缺点的估计多少，和事实符不符，范围广不广，彼此在认识上是会有出入的。“看法有出入则是思想问题。”周恩来的话，首先找出了双方分歧的主要点，在于对具体工作中缺点、错误的看法上，并指出这种分歧仅仅是思想问题、认识问题。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小看具体工作中的问题，他严肃地指出：“错了的应该纠正。你们不安，我们更不安，因为是一个大家庭。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一点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是肯定了的。从一个领导政党的地位来说，发生了不好的事，我们比你们更负责，更关心。”这就是说，双方的出发点和大的思路是一致的，“认识问题”是可以通过谈心解决的，班禅心中的疑虑是可以解开的。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也诚恳地给班禅指出：“不是说对你说错的通通听。说错了，要给你指出来的。不这样就不是同志的态度。”同时与班禅约定，周恩来先去东北视察，等班禅报告的汉译和校对工作全部完成，他回京仔细阅看后再谈一次。谈话结束后，周恩来一如往常地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设宴款待班禅、阿沛和帕巴拉等人。双方气氛极其融洽。

这次谈话以后，班禅更是认真地对待书面报告的后期工作。汉文翻译、校对工作经过数次反复，终于在 6 月初定稿付印。正如班禅多次对翻译们说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更准确、更全面地把我的意见报告党中央、毛主席。”

这份书面报告，题名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这个题目，是班禅经过反复斟酌后选定的。因为他觉得，既然是书面报告，就必须讲究形式，选择理想的送达途径。在他心目中，周恩来总理是中央领导人中，最了解包括西藏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情况的人，也是与自己关系最亲密的人；周恩来心胸宽广，从来都是民主作风的楷模，能听取党内外任何一种不同意见，从不以势压人；周恩来善解人意，以诚待人，是非分明。这份报告的形成，体现出他对周恩来的充分信任。

书面报告翻译成汉文后，有 7 万多字。后来人们简称为“七万言书”。

内容共分为 8 个部分：

（一）关于平叛斗争；

（二）关于民主改革；

（三）关于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

（四）关于统一战线工作；

（五）关于民主集中制；

（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七）关于宗教；

（八）关于民族工作。

报告主要讲了西藏的问题，也涉及其他藏族地区的问题，系统地对藏区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周恩来后来看到报告，精辟地概括了主要内容和自己的基本看法：“班禅的报告，分作七个认识、八个问题、五个宗教原则。七个认识有许多错误，八个问题都是事实，宗教五项原则很好，可以拿过来。”

周恩来所指的“八个问题”，即上述“七万言书”的 8 个部分中提出来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班禅在各地参观访问中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的事实。班禅指出，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各藏区在民主改革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藏区在平叛和民主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扩大化和“左”的偏差，使得藏族群众和藏传佛教受到了损害。这些损害，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是可以避免的。在藏区，群众的生活极苦，与全国水平差距极大。包括西藏在内的一些地方党政干部，民主作风不够，听不进不同意见。在民主改革中，有的干部、积极分子甚至采取了投机的做法。

周恩来所指的“五个宗教原则”，是班禅极有见地之处。一是放弃剥削；二是民主管理；三是执行政府法令，“宪法进庙；”四是从事生产劳动；五是对老弱和专门念经的喇嘛，生活上由政府补贴。李维汉首先听到了这五项原则，赞赏道：“这五条好。寺庙问题，还是你内行。”

在“八个问题”和“五个宗教原则”方面，班禅的看法是基本正确的。与事实有出入或看法有较大分歧的，主要是周恩来所指的“七个认识”。这“七个认识”包括：一是对自治权利的认识；二是对中央和地方干部过问西藏问题的认识；三是对是否要消灭藏族问题的认识；四是对是否要消灭宗教问题的认识；五是对叛乱原因的认识；六是对地方错误的认识；七是对国家前途问题的认识。简而言之，班禅认为：自治区筹委会的权力受到限制太多；中央和藏区的领导干部，很少真正过问藏族的疾昔和今后的发展，“几年来，藏族人口有很大减少，这对藏族来说，是个很危险的问题”；由于不重视藏语文、藏族风俗习惯，以及在平叛扩大化中，大部分青壮年男子被逮捕关押，

大有“消灭民族”之势；改革后佛教遭受巨大衰败而濒于灭亡”，大有“消灭宗教”之势，我们藏人于心不忍；藏区错误的发生，既有地方干部工作上的问题和执行政策上的偏差，也有中央政策上失误方面的问题。在“七个认识”中，班禅对西藏及其他藏区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责，言辞尖锐、激烈，带有刺激性。甚至认为，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出现的错误和问题是极其严重的，若不加以纠正，藏族将面临“灭族灭教”的危险，国家也将没有前途。在“七万言书”的酝酿、写作和完成过程中，班禅的情绪是非常激愤的，他与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和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有关领导的矛盾日益明显，有时甚至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5 月下旬，周恩来赴东北。行前特别交待中央有关方面领导同志及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西藏工委的同志，要与班禅多加协商、谈心，“七万言书”印出后，班禅分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引起了高度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