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之初：

自己动手，从头摸起

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创始于 50 年代初。

1949 年 2 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代表团，出席将于 4 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成员包括：团长郭沫若，副团长马寅初、刘宁一，秘书长钱俊瑞，中国科协会员丁瓒，世界科协会员钱三强等 40 人。钱三强当时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工作，并在清华大学任教，正着手培训原子核科学干部和筹建实验室。苦于缺少必要的仪器和图书资料，他向有关方面提出：想借到巴黎开会的机会，托在法国留学时的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帮助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预算需要外汇 20 万美元。中共中央对发展新中国的尖端科技极其重视，同意了钱三强的意见。随后，周恩来派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中南海约见钱三强。李维汉对钱三强说：“你想趁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机会，定购一些研究原子核科学需要的器材，中央很支持。⋯⋯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3 月 27 日，刚刚随中共中央进入北平才两天的周恩来，又在北京饭店亲切会见了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

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中国科学家后来利用这次采购来的仪器、资料和自己制造的一批核科学技术实验设备，在 20 多个学科领域开展了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科研骨干，获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打下了基础。

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基础很薄弱。原子核科学，几乎是白手起家。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后，在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原子核物理研究机构的基础上，组建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由钱三强担任所长，专门从事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的研究。1953 年底，近代物理所改名为物理研究所。

1953 年春，周恩来批准中国科学院组织访苏代表团，考察苏联的科学研究工作，商谈中苏两国间的科研合作问题。代表团访苏期间，恰逢斯大林逝世，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在繁忙中，周恩来听取了中科院代表团的情况汇报，并与同来莫斯科的李富春共同与苏方交涉，使得中科院代表团团长钱三强有机会参观了苏联保密性很强的一些核科学研究机构和培养这方面人才的专门院系。参观中，钱三强向苏方提出，能否提供有关核科学仪器和实验性反应堆。苏方回答，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极其重视，遂通过外交途径与苏方磋商了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

1954 年，我国地质部门首次发现了铀矿资源。这一情况，引起毛泽东和

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1955 年 1 月 14 日，周恩来找来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薄一波、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和地质部负责人刘杰，详细询问了我国核科学研究情况、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以及我国的铀矿资源等等。周恩来告知：中央要讨论发展原子能问

题，你们作好汇报准备，届时带着铀矿石和简单探测仪器，做些操作表演。1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

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等。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和刘杰关于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以及我国核科学研究情况的汇报。根据周恩来会前的嘱咐，他们向中央领导人作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大多数中央领导人还是头一次接触到原子核反应原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接着，毛泽东又询问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有关问题，周恩来帮助李四光等人补充情况，并提醒科学家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这一问题讲清楚，以利中央作出决策。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高兴地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找到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矿床。解放以来，我们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你们也经常反映，但其他事情很多，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还强调：“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周恩来在会上强调，对人才的培养需要大力加强。

这次会议，正式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揭开了发展中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核工业建设的帷幕。

在中共中央作出这一重大决策的时候，美、苏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对中国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美国继续用原子弹恐吓中国；苏联则同意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给中国一座实验性反应堆和一个回旋加速器。

对美国的恐吓，国际上有些人很担心。1955 年 1 月 28 日，芬兰驻华大使孙士敦在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时，过分夸大原子弹的作用，说“有几个氢弹投在中国，中国差不多就完了”。周恩来当即表示：“人是活的，不是死的，原子弹危害最厉害的是工业集中、人口集中的国家。”毛泽东坦然且风趣地回答：“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

对苏联许诺帮助，中国政府迅速作出了反应。 1955 年 1 月 18 日，《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声明。随后，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了中国政府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1 月 31 日，周恩来向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作了《关于苏联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问题的报告》，首次在国务院系统通报了情况，并作了动员。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这是个新问题。现在是原子时代，原子能不论用在和平或者用于战争，都必须懂得才行。我们必须要掌握原子能。”他还从两个方面阐述了掌握原子能的意义和作用：“从积极方面来说，我们要公开地进行教育，认真地进行工作，积极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从消极方面来说，要号召人民起来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反对进行原子战争。”最后，周恩来向国务院系统布置了几件需要立即着手进行的事情。他提出：“这是一件大事情，又是一次生产革命。”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英明决策和宏大气魄，鼓舞了干部群众的斗志；也激

励了尖端科技工作者加速利用原子能的信心和决心。

对于苏联的援助，党中央一开始就指示我国的科技工作者：既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更不能放松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根据这一指示，我国在创建原子能事业的初期，就非常注重自力更生，充分发挥我国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培养自己的设计和设备制造能力，自己动手制造有关的精密设备、元件。

正当我国科技工作者信心十足地创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时，1959 年 6

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关于援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 1960 年

月，苏方撤走全部专家，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供应设备材料，
给正在建设的中国核工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困难。有些外国人认为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断言中国“20 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

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在 1959 年 7 月提出：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

从头摸起，准备用 8 年时间搞出原子弹。陈毅也风趣他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毛泽东也早在头一年就预言：“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 10 年功夫完全可能。”

在这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能事业。我国的核工业迅速实行了全面自力更生的重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