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禅的事，要分清敌我与人民内部”

在对待班禅“七万言书”的问题上，周恩来始终认为，“班禅的事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分清敌我与人民内部。对班禅、阿沛，从基本立场上看， 他们是姑在爱国立场上的。”他甚至对西藏工委的负责同志说：“活佛不能换。”可见，他对班禅具有基本的信任。同时，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班禅思想认识中的错误一面。井指示中央和西藏工委的同志：对待班禅，“一要尊重职权，二遇事要取得同意，三要有等待。”

然而，事物的发展，往往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有主观的、有客观的，

有国内的、有国际的。班禅的事也同样如此，到后来连周恩来也难以驾驭了。1962 年 9 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我们从现在

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班禅的问题，也被当作夺无产阶级专政之权的“焦点”问题之一提了出来。虽然，在 8 月份的北戴河会议上，周恩来曾强调， 对班禅“要有正确的政策”，也“要有必要的批评”。但是，一个月以后， 周恩来的这一思想便被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冲击波覆盖了。由于后来党的很大一部分注意力转向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在民族宗教领域内又越演越烈，“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一错误论点成为指导全国民族工作的总原则。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指明的党在民族、宗教问题上的“正确的政策”，得不到体现；他要求的“必要的批评”，也被升级到改变了性质。班禅的“七万言书”，被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纲领”，与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和党中央请求全面审查自己历史的“八万言书”并提。一个党外，一个党内， 共同反党似乎顺理成章。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与班禅等人较妥善地解决了“七万言书”问题的李维汉和习仲勋，也在八届十中全会前后被批判、撤职。西藏工委第六次扩大会议关于全面贯彻四个文件的精神，也由此被迫中断。班禅那刚刚平息下来的火气，再次升了起来；他与西藏工委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又一次拉大了。

1962 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国际上，印度军队在不断蚕食、推进方针的指导下，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大举向我国边境地区发动进攻。我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由于西藏在地理位置和宗教上，与印度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上少数叛乱分子不断地活动，使得班禅与西藏工委的矛盾自然地成为引人注目的问题。国内方面，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边境地区也动荡不安。再加上台湾当局不断制造“反攻大陆”的沿海登陆事件， 这样的客观情况，必然使人们强化敌情观念。加之当时“左”的思想作怪， 人们心中“阶级斗争”这根弦越拉越紧。

箭在弦上，势在必发。“七万言书”在这样一种大的社会背景下，自然被卷进了阶级斗争的历史漩涡中，由原来的“认识问题”、“思想问题”逐步升级，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尽管班禅的本意、“本性”或出发点是好的， 如他后来所说：“我这个人看到‘左’的错误，看到不合理现象，看到老百姓吃苦受难，从心底里感到气愤，根本坐不住。要我不讲话，或者讲好听的假话，或者闭上眼睛，我根本办不到。⋯⋯看来我这个毛病改不了，我也不愿意改。这大概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吧？”尽管周恩来多次强调：班禅的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他的基本立场是爱国的，对班禅应采取正确的政策。但是，后来的历史发展，远远超出了班禅“七万言书”的本来性质，也出乎周恩来的预料。历史，使伟人也无能为力了。

1964 年 9 月 18 日至 11 月 4 日，班禅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期间，受到了严厉批判，“七万言书”也被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证据。班禅被撤销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职务，扣上了“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蓄谋叛乱”三顶帽子。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随后，班禅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政协一次会议上又被撤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