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组存废问题上的抗争

运动伊始，林彪、江青一伙就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发生了“工作组事件”。以往历次政治运

动中，党常用派工作组的方法加强领导，发动群众。“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则是维持党的领导和社会秩序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在组织上也是符合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这次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领导运动，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并且事先请示过在外地的毛泽东，征得了他的同意。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当初不但没有表示异议，陈伯达还当了全国第一个工作组

——中央派往人民日报社临时工作组组长。不久，这事却被毛泽东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指责为镇压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成为刘少奇下台的直接导火线。

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组，始于 1966 年 5 月 29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有关领导同志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去北京大学。当时经周恩来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请示，获得同意。第二天，又由刘少奇起草，刘、周、邓联名写信给毛泽东书面请示派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一事：“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同意这样做。”5 月31 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张承先于 6 月 1 日率工作组进驻北

京大学，新华社并于 6 月 3 日向全国作了报道。此后，北京和全国各地区陆续派出工作组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以克服有关单位正在急骤蔓延的无政府状态和日趋严重的混乱局面。

工作组受到各校大多数师生的欢迎，也遭到少数“造反派”的反对。由于“文化大革命”本身的不合理性和在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同毛泽东对运动的指导思想有分歧，注定了工作组必然要犯所谓错误。江青和陈伯达、康生一伙这时乘机煽动，从中捣鬼，鼓吹“造反有理”、“打倒一切”，致使群众在如何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分成了两派，有些学校发生赶工作组的现象。这个时候毛泽东在派工作组问题的态度上有所改变。6 月 9 日，他在杭州忽然对前去汇报运动情况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说：“派工作组大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实际上，这时需要派工作组的地方都已经派去了。

6 月 18 日，北京大学发生了“六·一八”事件。这天上午，北大几个系

的一些学生，将 40 多名校、系领导干部和教授带上“斗鬼台”，采取了挂牌子、抹黑脸、戴高帽子、罚跪等极端行动。工作组当即加以制止，扭转了局势。绝大多数师生员工同意工作组的做法，极少数造反派则认为这次事件是“革命行动”。刘少奇于 6 月 20 日将驻北大工作组关于这次事件处理情况的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中共中央的批示说：“中央认为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但是，在武汉的毛泽东却认为“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变化，陈伯达和康生、江青是清楚的。这时中央文革小组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间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加深了。

6 月 20 日，即在北京不少院校师生造反派学生驱逐工作组并已知道毛泽东态度改变了的时候，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会上提出一个书面建议，其中说道：“建议全国大中学校、机关单位在适当的时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运动。”他主张撤出派到各学校和各单位的工作组。在工作组存废去留的问题上，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不同意陈伯

达的意见，会上没有讨论陈伯达的这个建议。

这天深夜，陈伯达气急败坏地回到钓鱼台，谈起此事唉声叹气，满腹牢骚。他说：我这个小组长不能干了。今天晚上邓小平同志主持会议，我在会上写了一个条子，提出取消工作组。他对我的意见根本不理，把字条往旁边一扔，不在会上讨论。我这个组长还怎么当？

陈伯达撤销工作组的意见，以“撂挑子”相威胁的计谋没有奏效，在中央的会议上遭到反对，他并不认输（因为他已摸清了毛泽东的“底”），又在 7 月 13、19、 22 日的中央会议上，连续三次对工作组提出非议。当时与会的大多数人都不同意立即撤出所有的工作组，陈伯达的意见被否决。

毛泽东于 7 月 18 日从武汉回到北京后，情况发生了变化。7 月 24 日，

他在钓鱼台 12 楼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大区书记谈话时说，“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许多工作组（当然不是一切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7 月 26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撤销工作组。

这个时候，江青和康生、陈伯达把派工作组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并把工作组说得一无是处。在中央的会议上，周恩来对派工作组的事承担了责任。他说，派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他同时保护性他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