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并未结束

周恩来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到了西花厅。但“七·二○”事件并没有结束。按照周恩来的想法，是想让“百万雄狮”、武汉军区及其他群众组织各

派代表来京商谈，进一步解决武汉的问题。

在临回北京的那天下午，周恩来在王家墩机场召集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及李作鹏、刘丰等人开会，要叶明、孔庆德暂时主持武汉军区的工作。并要叶明、孔庆德转告陈再道和钟汉华：要赶快表态，争取主动，这样我才好说话。

周恩来还特意当着刘丰的面交待说：武汉空军仍是双重领导，要听军区的话，不能随意表态。

显然，周恩来没有把“七·二○”事件看成是“反革命政变”，更没有把陈再道、钟汉华看成是“罪魁祸首”。

然而，就在周恩来回京的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听取谢富治的汇报。会上，林彪把“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陈再道、钟汉华是“主谋”。接下来的事，陈再道事后有详细的回忆：

林彪的决定，把总理处理“七·二○”事件的打算全部推翻了。

⋯⋯

7 月 23 日凌晨 3 点钟，我们收到了林彪以中央名义调我们进京“开会” 的电报。5 点 20 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三遍播放谢富治和王力“胜利回京”的消息。尽管如此，武汉军民声讨王力的游行队伍还是连绵不断。当二十九师师长率领两卡车战士护送我们去机场时，见战士们佩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章，振臂高喊着“打倒王力”的口号。一路上通行无阻，顺利地到达了机场。我们到了之后，牛怀龙、蔡炳臣（独立师政委）、巴方廷（武汉市人武部政委）和其他进京“开会”的人也陆续到达，一共是 15 人。刘丰这天进进出出，发号施令，已经仟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了。他规定我们不准离开屋子，并且召集我们的秘书、保卫干事开会，要他们和我们划清界限，对我们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实际上是把我们软禁起来了。

7 月 24 日凌晨 3 点多钟，我们飞抵北京，住进了京西宾馆。总理交代宾馆的工作人员：要严守纪律，注意保密。为了保护我们，总理还下令给京西宾馆增派了警卫部队。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又策划了新的阴谋。我们一到，吴法宪就找到刘丰，对他说：“你们这次要旗帜鲜明，狠斗他们！”上午，北京文艺口的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要“找陈再道辩论”。我们刚住进京西宾馆，造反派就知道了，并且冲了进来，这显然是有预谋的行动，傅崇碧同志派人把我们藏进电梯，熄了灯，让电梯悬在半中腰。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问傅崇碧同志，这样保不保险，有没有办法叫造反派退去？傅崇碧同志说，造反派不听我的，我没有办法了，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总理找到谢富治，要他动员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负责保证我们的安全。总理声色俱厉地对谢富治说：“我不管了，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们去向主席交代！”谢富治一出面，造反派很快就撤走了。总理这天上午还打电话给吴法宪和戚本禹，要他们分别去做三军造反派和文艺口造反派的工作，不要冲击京西宾馆。戚本禹接到总理的电话后，马上打电话给吴法宪，说：“总理的指示不好办！” 根本不做工作。而吴法宪则告诉总理，说他接到电话后，找了三军造反派的头头，做了工作，但三军造反派不仅不同意总理的意见，反而要求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等人交给三军造反派批斗。

7 月 26 日上午，我们接到通知，说下午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名义上是讨论问

题，实际上是斗争我们。会场有意布置过，武汉军区的位置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主席台。我和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人指定在第一排“就坐”，但只准站着，就和接受审问一样。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整个会议室坐得满满的。

会议开始，谢富治首先发言说：“七·二○”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谢富治讲完，吴法宪发言。这天早上 4 点多钟，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开会之前同张秀川串连一下，发言时一定要“涉及”徐帅，同徐帅划清界限，让徐帅对“七·二○”事件表态，把揪徐帅的“旗帜”抢到手，不要为三军造反派抹黑。吴法宪受到指使，气势汹汹他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都有密切关系，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在的张国焘，是钻迸革命队伍里的蒋

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踞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吴法宪的话完全是信口胡说，总理三次打断他的话，要他讲主要的，但他仍然滔滔不绝，并攻击徐帅说：徐向前早在 2 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徐帅听到这里，气愤地站起来，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说完，徐帅写了张条子递给总理，忿然离开了会场，据说陈毅和谭震林同志没有发言，也是中途离开会场的。

会上，我申辩说：如果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吴法宪不等我把话讲完，领着刘丰和几个打手冲过来，抓掉我们五个人的领章帽徽，拳打脚踢，不许我们讲话。会议中间休息时，受到指使的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对我们进行武斗。总理在休息室听了秘书周家鼎同志报告，气愤他说：“真是荒唐！”并且跑着赶了过来，想制止他们，但这时人已经溜掉了。总理后来批评吴法宪搞武斗不对，而江青却表扬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派的精神”。中央常委的扩大会议搞武斗，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由于林彪一伙对武汉“七·二○”事件的阴谋诬陷，社会局势进一步剧烈动荡。中央文革又趁机打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旗号，鼓动红卫兵和“造反派”到处“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军队受到严重冲击。

周恩来的处境更加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