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中苏团结的新途径

1964 年 11 月 5 日，中国党政代表团在周恩来率领下，乘专机飞抵莫斯科，受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首的苏联有关各方负责人的欢迎，当晚下榻列宁山苏联政府别墅。这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我国高级代表团住过的一座不大的建筑，有个不大的花园。晚饭后，大家在园中散步，但见庭园依旧，只是换了主人，不免有些感慨。有人想起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七言绝句《再游玄都观》：“百亩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并将诗中的“刘郎”改作“周郎”，奉赠周总理。回国后和毛主席谈及此事，有人认为称周总理为“周郎”有些不恭。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还是“周郎”好。

周总理到达别墅后，无心和大家一起散步，稍事休息，立即开始夜以继日的紧张活动。对苏联各位新领导和各国代表团进行礼节性拜访，接受他们的回访，参加节日的各种活动，利用一切机会同苏联领导人和各国代表团接触，进行非正式交谈和正式会谈，了解他们的想法，阐明我团结对敌的愿望。每晚 10 点左右，周总理和代表团的同志们聚集在列宁山我国驻苏联大使馆，

交流同各方面接触的情况，研究次日的活动，向中央报告请示。每到深夜 12 时，周总理便请健康欠佳的贺龙副总理先去休息，自己则领导大家继续忙到次日凌晨三四点。7 时许，他便起床，开始又一天的紧张活动。苏联广大干部和人民是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这个不平常的时刻来访的，但可以看出，他们表述这种感情的方式大都很谨慎。除因某种任务需要同我们接触者能同我们较自然的交谈外，许多苏联老朋友看到我们后，往往只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们，用不同方式悄悄地表达欢迎之意，有的激动得热泪滚滚。有的新朋友则就近同我们攀谈，表达对昔日中苏友好的怀念。但苏联保安人员却公然阻止这种接触，迫使他们只好默默离开。我们感到这不是好兆头。苏联新领导如有意改善中苏关系，怎么能这样不顾礼貌呢？事情的发展，不幸证明了我们的猜测。

我们到莫斯科后碰到的第一起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是发生在克里姆林宫庄严的苏联国庆招待会上。当周总理同苏联领导交谈后，便向苏联元帅们聚集的地方走去，准备找他们交谈。此时，迎面走来了马利诺夫斯基（按：苏联国防部长）。他见到周总理后便胡说“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周恩来立即正颜厉色地顶了他一句，“你胡说什么？”随即转身拂袖而去。然而他却像发了疯似地，在周总理走后仍胡言乱语：“我们已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台了”。这时周总理和他的译员已经走远，未能听见。另一位翻译虽听见但已来不及找到周总理报告此事。马利诺夫斯基见周总理已走开，又跑到贺龙副总理那里继续挑衅，用不堪入耳的粗鲁语言辱骂斯大林和毛泽东，被贺副总理顶回。代表团的同志听说后，都极为气愤，迅即离开了宴会大厅。

周恩来回到我驻苏使馆后，认真地听取了几位翻译的汇报，仔细核实和分析了马利诺夫斯基挑衅的全部情况，考虑到苏联颠覆兄弟党的历史记录，认为决非偶然事件，是对我们党、国家、人民及其领袖毛主席不能容忍的侮

辱，是公然煽动要推翻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严肃对待。

次日上午，苏联新领导到我代表团驻地回拜周总理。稍事寒暄后，周总理便就马利诺夫斯基挑衅这一严重政治事件向他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对方答复说，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苏共中央，他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现向中国同志表示道歉。周总理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指出马利诺夫斯基并非酒后胡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动，而是反应苏联领导中仍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即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以老子党自居的倾向依然存在。当众对中国党政代表团侮辱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采用过的恶劣手段。

勃列日涅夫说，我们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这是比马利诺夫斯基的道歉还要高级的道歉。波德戈尔内说，我们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线。周总理指出，美国、法国、英国的通讯社都在 8 号那天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这里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中共中央车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敢于这样胡说八道？他们说，马利诺夫斯基是胡说并已经道歉，这个问题已经结束。周总理说，问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勃列日涅夫说：“那当然，那当然！”

马利诺夫斯基公然在苏联国庆招待会上号召推翻毛泽东的领导，这不仅对尚未正式开始的中苏会谈设置了极其严重的障碍，也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长期难以治愈的创伤。

周总理早就把我们同苏联新领导进行接触、了解情况、寻求中苏团结反帝新途径的意向通知了苏方，如果苏联新领导真有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就应乘此良机，同中方坦诚相见，表明自己团结对敌的意愿，主动说明中方最关心的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政治原因。但事实却不然，从 11 月 5 日我代表团

到达莫斯科，至 11 月 9 日双方第一次正式会谈前，不论周总理如何多方向苏联新领导探询，他们始终守口如瓶，讳莫如深。第一次会谈开始，周总理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仍然搪塞，说可以在下次再谈。这不会妨碍我们研究改善中苏关系的建设性办法。他紧接着说，我们积累的问题很多，今天只提出某些问题，建议开始讨论停止公开论战，并围绕这个问题寻找其他步骤。其实，苏方很清楚，首先挑起公开论战不是别人，恰恰是赫鲁晓夫。从 1963 年起，苏联公开攻击我们的材料何止几千篇，煽动和胁迫其他兄弟党攻击我们的材料更不可胜计。到这次高级会晤为止，我答复苏方攻击我们的材料为数不多。现在勃列日涅夫又提出讨论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但却对赫鲁晓夫首先挑起公开论战，对苏共中央对我们进行那么多的攻击，对我党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一概避不作答，那么，对他提出的这个议题如何能够讨论？

由于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解职的政治原因执意不谈，周总理料到再就此提问也无用，只好暂时搁置一边。但周总理没有接过勃列日涅夫的议题，同他们讨论停止公开论战，而是向他们提出关于召开国际共运会议的问题，以便从中寻找苏联新领导究竟和赫鲁晓夫有多少差别，希望了解在我党同赫鲁晓夫存在严重分歧的这个关键性问题上，同苏联新领导有无商量的余地。周总理说，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十月革命庆祝会上的讲话中说，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条件成熟了，依我们看，条件并未成熟，还要创造。勃列日涅夫说，只有开会才能消除分歧，别无他途。周总理问，你们是否不再提你们过去决定

在今年 12 月 15 日召开的那个起草委员会？勃列日涅夫回答得很坚决，不！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委员会。周总理说，采用兄弟党协商的办法，找出一个途径，达到最后的目的，即召开兄弟党的会议，这是一回事。坚持苏共中央 1964

年 7 月 30 日信中通知召开的 12 月 15 日的起草委员会，起草一个兄弟党会议的文件，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下的命令，这是另一回事。如果把兄弟党会议同赫鲁晓夫下命令开的那个起草委员会联在一起，就没有谈判余地了。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回到赫鲁晓夫问题上来了。勃列日涅夫说，开会是你们党的决议，是建议，不是命令，周总理说，8 月 30 日我党给你们的信中已答复，你们召开的那个会议是分裂会议，我们主张开团结的会，反对开分裂的会。如果你们一定要开，我们坚决反对，决不参加。这是我们党的决议。勃列日涅夫企图把我们党对他们的复信说成是命令，周总理立即据理反驳说，我们的信是我们两党来往的信，是建议。你们是由一个党决定，通知其他 25 个党参加开会，不来不行嘛！即使有一部分党不参加也要开。这不符合兄弟党协商的愿望，也不符合 1960 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周总理还指出，我们从

多方获悉，早在 1964 年 2 月 12 日，苏共中央就背着中国党向各兄弟党发出了一封反对中国党的信，号召对我们党进行“反击”，并且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到了 7 月 30 日，赫鲁晓夫就下达了开会的通知。显然，这是个有预谋的反对中国党的分裂会议，怎么能指望我党参加呢？周总理还告诉他们，迄今为止，已有七个党决定不参加 12 月 15 日那个会，如果你们要开，那就是分裂。但是，不论周总理怎么劝他们不要把兄弟党的会议同赫鲁晓夫 7 月 30 日下的命令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执意不改。我们建议另辟途径，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商，开个团结的会，他们坚决不干。他们采取的是决不妥协的态度，也不讲任何道理。倒是米高扬比较坦率，他说在同中共的分歧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米高扬的发言最后证实了苏联新领导还是坚持要搞赫鲁晓夫那一套。他们所说的团结是要我们牺牲主权，屈从苏联领导指挥棒的团结。这是无法接受的。

周总理说，既然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没有不同，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米高扬企图为自己辩解，说他讲的是思想上的分歧。但他们又强调是集体领导，党的决议和纲领都是集体作出的，没有什么赫鲁晓夫的一套。那么，他们和赫鲁晓夫究竟有何区别，又说不出来。

周总理这一招很灵，从召开兄弟党会议这个具体问题上终于揭开了苏联新领导守口如瓶的瓶羡子，露出他们和赫鲁晓夫在对华政策上完全一致的真相。勃列日涅夫和米高扬的发言终于堵死了此次寻求中苏团结反帝新途径的大门。

这次会谈后，周总理和代表团的同志仔细研究了几天来与苏联新领导以及其他兄弟党接触和会谈的情况，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周总理是这样表述这个结论的，现在情况弄清楚了，虽然新领导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但是他们仍要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即他们要当老子，别人只能当儿子。关于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问题也不会给我们讲什么了。我们继续留在此地已无益，但对他们的意见还应作个正式答复。答复中留个沟通的渠道，对中苏两个大国来说还是需要的。

代表团还讨论了可否同苏联发表个中苏联合反帝的声明，结论是不能这样做。因为苏联新领导在联合反帝问题上无任何实际行动，对我党亦无丝毫妥协的表示，发表这类声明，只会给他们以招摇撞骗的资本，而不能达到真

正联合反帝的目的。弄不好，还会被他们纳入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轨道，成为他们棋盘上的棋子。

在 11 月 11 日的会谈中，周总理对他们的意见作了如下答复：

在赫鲁晓夫被解职，各兄弟党兄弟国家派代表团来苏联祝贺节日的新气氛下，进行接触，了解情况，交换意见，看看可否找到团结反帝的新途径，这就是我们的全盘计划。

现在情况清楚了，既然你们同赫鲁晓夫毫无差别，共同愿望就很难找出来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使新的谈判气氛也没有了。我现在正式表示几点意见：

第一点，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贺词和我的书面祝词中所表示的愿望，我们坚持不变。

第二点，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要在 12 月 15 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绝不参加。如果你们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不过，我们要奉劝你们，不要走绝路，要悬崖勒马。

第三点，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分歧基本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周总理继续说，尽管如此，我们对兄弟党的门还是开着的。按照 1960 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准则，创造新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来确定共同愿望的办法还是有的，这就需要双方努力。如仍然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这种可能就不存在了。

苏联新领导为自己破坏这次高级会谈辩解，企图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遭到了周总理的坚决驳斥。周总理指出，第一，米高扬说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完全一致，那就没有什么好谈了；第二，你们坚持召开 7 月 30 日通知要开的会，就是坚持老子党的态度不变；第三，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把谈判气氛也破坏了。

月 12
日，中苏双方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按日程，由勃列日涅夫介绍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果真如周总理所料，没有谈出什么新内容。为了把球踢到中国一边，勃列日涅夫提出，苏共中央建议：只要中国方面准备好，就举行两国高级会谈，以便就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也就是一步一步向前迈进，恢复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信任，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周总理表示将报告中央，并针对苏方的建议指出，正如我们昨天说过的，我们的门是开着的。

11 月 13 日，我代表团乘专机离开莫斯科回国。柯西金去机场送行途中在汽车上对周总理说，我们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呢？周总理问他区别何在？他一直闪烁其词，避不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