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总理的感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民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很快开通了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的多条国内航线。虽然西方国家在对中国实行经济、政治封锁的同时，也实行空中封锁。但是，中国仍然早在 50 年代就开通了南到越南河内、缅甸仰光东到朝鲜平壤，北到苏联某些城市的国际航线。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这是极为不易的。

尽管如此，一些西方国家人士仍讥讽中国民航是“没有翅膀的雄鹰”， 不能飞远程国际航线。这些话重重地打在中国民航广大干部职工的心里。的确，建国以来，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国领导人周恩来、陈毅、宋庆龄、郭沫若等人多次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出国访问。最令他们痛心的是，1955 年4 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赴印度尼西亚万隆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被台湾的特务放入了定时炸弹，起飞后不久便在南海上空爆炸，造成机毁人亡的后果。幸好周总理临时去缅甸出席小型首脑会议，没有乘坐这架包机。但这一教训，深深地刻在中国民航工作人员的脑海中。

在新中国打破西方国家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封锁的努力中，中共中央决定，要尽快培养我国自己的飞行队伍，发展中国民航，飞出国门。

进入 60 年代后，随着非洲国家的相继独立，并纷纷表示愿意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新中国也进入了第二个建交高潮期。可民航的落后状况，制约着外交局面的打开。1963 年底至 1964 年初，周恩来和陈毅出访亚非欧十四国， 前后 70 天，行程十万八千里，他们戏称：“正好是孙悟空一个筋斗！”然而， 这个“筋斗”却是租用荷兰航空公司的“波罗的海”号飞机去“翻”的。尽管周总理与这些外国机组人员进行了最好的合作，可那毕竟是别国的飞机。周恩来和陈毅都有同感：老坐着别国的飞机出访，心里不是个滋味。

这次出访回国后，周恩来感叹地问中国民航总局的负责人：“什么时候我坐我们自己民航的飞机出国？”他鼓励他们说：“要有雄心壮志，和我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人员来往也增多，需要我们想方设法多开辟国际航线。政治上要动员，提高大家的认识，人员要训练，提高职工的素质，要掌握国际通航知识。”他还提出了改革民航体制的要求。这些话，中国民航的同志们牢记在心中，他们下定决心，加紧了“飞出去”的准备工作。

1964 年底至 1965 年初，在中国民航机组人员为首次国际远航进行大量的、充分的、细致的准备的同时，周恩来总理多次乘专机离京，远距离来往于国内、国际航线：11 月 4 日，飞往上海，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11 月 5

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 47 周年庆典；3 月 1 日， 率中共代表团飞往河内，与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会谈；3 月 7 日，陪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元帅飞往杭州、上海等地访问；3 月 22 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往布加勒斯特，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后又飞往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联（今埃及）、巴基斯坦、缅甸等国访问；4 月 16 日，又和陈毅飞往雅加达，出席纪念万隆会议 10 周年庆典，后又飞往缅甸访问。⋯⋯直到中国民航首次远航的前几天，还专程飞往广州欢迎印尼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