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花厅的特殊客人

1956 年初，为加强对战犯的统一管理和改造工作，中央决定实行战犯集中。战犯中的二百名国民党高级将领被集中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管理人员向他们宣布，可以与家属自由通信，可以接待来访亲友。

为加强对战犯的改造工作，管理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采取了多种办法。首先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政策，开展讨论，进一步清理思想。接着，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工业城市以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管理所还坚持思想改造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安排他们到北京远郊五云山下参加劳动。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须及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做说服开导工作。他们带去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问候，并把周恩来的意思转告大家：今后谁愿意留在大陆为祖国建设服务，一律妥善安排，愿意去台湾或海外者，政府也给予方便，保证来去自由。这一系列的工作和措施，推动了战犯们的思想转变。从 1959 年 6 月至 10 月，这批战犯先后三次给中共中央写“感恩信”，除表示服罪外，还表示愿在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廖耀湘在北京参观后说：”我虽是一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犯人，但我是一个中国人，对这种复兴祖国的伟大神圣事业，不能不虔诚的热烈拥护。”王耀武还建议组织工作小组，研究统一祖国的具体办法。

1959 年 9 月 14 日，国庆 10 周年前夕，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

常委会建议，在庆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 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9 月 17 日，二届人大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建议，决定在国庆 10 周年之际，对一批罪犯实行待赦。同日，刘少奇主席发布特赦令。

12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首批战犯 33 名，其中在功德林战犯

管理所的有 10 名。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陈长捷、曾扩情、周振强、杨

伯涛、郑庭笈、宋希濂、邱行湘、卢浚泉。10 个人中，除陈长捷、卢浚泉外，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 10 个人和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末代皇帝溥仪专门组成一个小组，集中住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由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负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周恩来这样安排是有特殊意义的。因为，蒋介石曾任黄埔军校的校长，他的亲信多数来自黄埔系。而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黄埔同学中也深有影响。依靠这批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来联络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的确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批人刚刚迈出监狱的大铁门，就受到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周恩来深知，走出功德林的大门，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但他们所处的环境将更为复杂。他们能很快适应新生活吗？他们能抵御住复杂环境中的各种影响吗？他们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吗？显然，周恩来关心的不仅是他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

不久，周恩来收到曾扩情以学生身份请求“赐教”的来信。他认为这正是开展工作的很好机会，无论从旧情还是新谊来讲，自己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立刻通知有关部门安排会见。

12 月 14 日，周恩来在自己的住所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这批特殊的客人。当周恩来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大家惊喜万分。后来，杨伯涛回忆说：“当时，能够见到周总理感到很幸福。但是，想起自己从黄埔军校毕业之后，走了一段漫长的反革命道路，成为罪行累累的战犯，真不知该说什么好，喜悦和羞愧之情顿时交织在一起。”

周恩来同客人一一握手，分别询问了每个人的学习、家庭、身体健康情况以及出狱后的感想。

当他走到黄埔一期毕业生曾扩情面前，叫一声“曾扩情”时，这位在大革命时期曾与周恩来共过事的汉子不禁泪盈眼眶。他想不到事隔几十年，周恩来还记得他的名字。周恩来握住他的手说：“我在黄埔军校时年龄还不到三十岁，当时感到压力很大。”曾扩情连忙说：“我那时已经三十开外了，我这个学生比老师还大几岁哩。”当时，曾扩情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少校科员。

转过身，周恩来看到了坐在一旁的溥仪。这是他第一次同溥仪见面，所以叙谈的时间较长。他同溥仪说起满族人的习俗礼节。陪同前来的陈毅在一旁风趣地说：“我当年在北京读书时，还是你的臣民呢！你出来时，我们还要看看你这个皇帝呢！”引起了一片笑声。

周恩来的目光又转向社聿明。杜也是黄埔一期毕业生。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淮海战役中被俘后，陈毅要见他，他态度顽固拒不见面，因此在今天的场合深感不安。他面带愧色地对周恩来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周恩来忙说： “这不怪你们，怪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一席话感动了在座的所有人。

周恩来又走到郑庭笈面前。郑庭笈是黄埔五期学生。解放战争期间，他任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辽西战役时被人民解放军俘虏。陪同前来的张治中在一旁介绍，“这是郑介民的堂弟。”郑介民在 1946 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是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周恩来说：“我知道！”接着他详细问了郑的家庭情况。周恩来为什么这么关心他的家庭问题呢？原来，郑庭笈的妻子冯莉娟在郑被俘后原准备去台湾。临行前，她听到郑在哈尔滨发表的一篇广播讲话稿后，决定留下来， 1954

年，她回到北京。因作为战犯的妻子难以安排工作，她提出和郑庭笈离婚。郑庭笈如实地把家庭情况告诉周恩来。周恩来听后沉思片刻，转过脸对张治中说：“那你们应该动员他们复婚嘛！”这件事，郑庭笈以为周恩来顺便问问就过去了。设想到当他后来再次遇见周恩来时，周恩来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复婚了吗？”郑庭笈激动得不知该如何回答，几十年后，郑庭笈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他说：“我至今还无法判断，周总理这样待我，究竟是由于他有超人的记忆力，还是有超人的情感。”郑庭笈出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后，在周恩来关照下，有关部门将他妻子调到他身边当打字员，促进了这对夫妻感情的再度结合，郑庭笈逢人便讲：“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我的家庭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可以说，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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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询问情况后，周恩来招呼大家坐下，在样和的气氛中开始了严肃的谈话。他说：“你们出来几天了，有些问题先谈一谈好。我们党和政府是说话算话的，是有原则的。我们是根据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来释放你们的。” 谈话中，周恩来要求他们着重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即立场问题、观点问题

（包括劳动观点，集体观点、群众观点）、工作和生活问题、前途问题。谈到立场问题，周恩来强调：“首先要站稳民族立场、热爱新中国。”

他激动地说：“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经过将近一百二十年的斗争，中国人民翻了身，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事实连帝国主义也是承认的。这样的国家不爱还爱什么？”大家深为周恩来强烈的民族感情、爱国热情所感动。接着，周恩来阐述了民族立场的重要性及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等政策性问题。他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是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帝国主义还闹点别扭，他反对把台湾交联合国“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针对 1958 年夏，美国政府制造台湾海峡危机，想以退出金门、马祖来换取侵占台湾合法化的阴谋，周恩来说：“我们认为台、澎留给蒋介石比留给美帝国主义好，将来这些地方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怀抱。”正如章士钊先生所说： “现在真正支持蒋介石的是北京。”周恩来希望蒋氏父子与陈诚团结起来反对美国。他说，要坚持民族立场，祖国的领土是完整的，不容许帝国主义分割，损害我们的一根毫毛也不行。

谈到观点问题，周恩来充分肯定他们有做新人的愿望，但也指出还要继续树立和加强劳动观点、集体观点和群众观点，不要把十年改造所得抛于一边。

谈到工作、生活安排时，周恩来嘱咐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作出妥善安置。对准备与台湾方面联系的人，周恩来叮嘱：“可以做点工作，但写信也不要太急，不要挖苦，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工作要从长计议。”

最后，谈前途问题，周恩来向他们提出两点希望。第一，要相信党和国家，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多做贡献。第二，倘有不如意的事可以写信，可以与中央统战部联系，有话就要说，不要积少成多，结成疙瘩。对今后的去向，周恩来挽留他们在首都工作。后来，他们之中一些人国家庭原因未能留在北京。其他凡留在北京的除溥仪之外，都安排到京郊中朝友好公社劳动。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又陆续分配到政协文史馆等单位工作。

第一次会见，周恩来谈了整整三个小时，使大家如沐春风。杨伯涛把这份讲话记录珍藏至今，每逢遇到困难、挫折，常以此激励自己。他曾对人说：

“这种对待俘虏的做法自古以来是没有的，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因为我是过来人，我看到过国民党的兴盛，也看到过它的衰败。我为国民党做过 19

年事，又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了 20 多年，我感到只有共产党才有这种胸怀。而周恩来使我形象化地认识了共产党。”在周恩来关怀下，杨伯涛一直坚持做对台工作。多少年来，他经常对台湾方面进行广播讲话，劝导过去的同事或部下早日回到家乡来。他还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数万字的关于陈诚军事集团的兴起和衰落的材料，对了解台湾及陈诚的情况，制定相应的争取方针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