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温暖扩人民生人士的家庭

周恩来关心民主人士的工作并没有停留在安全保护上，而是从各方面关怀他们。他不仅邀请他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政治上给以信任；在他们病时积极组织力量治疗和抢救；在他们去世后妥善处理后事，并且在对他们的遗属关怀备至。这就使党的温暖浸透了他们每一个家庭。其中最感人的是对傅作义先生及夫人的关怀。

1973 年，傅作义病情严重，周恩来亲自劝他住进医院。为让他心情愉快地配合治疗，周恩来请他以个人名义邀请商震回国；安排他会见美籍教授、专栏作家赵浩生等。通过这些，使他精神振奋起来，更加感到应该多做一些工作来报答党的关怀。

1974 年初，傅作义病情恶化，周恩来指示卫生部组织医疗小组抢救。他常常在深夜找大夫去，询问傅的病情，商量医疗方案。在决定为傅作腹部开刀插管术时，他叮嘱医生一定要仔细，不要引起感染。这一时期，正是周恩来处境最困难的时期。一方面，江青、王洪文等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矛头所指人人皆知；另一方面，他本人的病情日益加重，身体十分衰弱。但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他全然不顾自己。4 月，傅病情转危，他闻讯立即赶到医院。在病床前，他拉着傅的手亲切他说：傅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有功的。在那是非颠倒的年月里，在即将辞世的老人的心灵中， 有什么比得到这样公正的评价更为宝贵呢？傅眼含泪花，点点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傅去世后，周恩来拖着病体主持了追悼会。会后，邓大姐代表周恩来看望了处于极度悲痛中的傅夫人——刘芸生。周恩来不仅安置了她的生活，解决了生活费和住房间题，并且在政治上关心她。 1974 年 9 月，周恩

来在病卧在床的情况下，亲自给中央写信，提请傅作义等 4 位起义将领的夫人参加国庆招待会，在国内外很有影响。

程潜的女儿程熙回忆说：

父亲死后，有关部门发给我家五百元钱就不管了。在我家感到最困难的时候，我收到了王海容寄来的一封信，让我到外交部去一趟。我应约而去。见面后她告诉我是总理让她找我的，首先问了我家经济情况，有什么困难。

我淡了湖南老家的东西问题。因工作关系，我们在湖南、北京两地都有家， 父亲私人所有的东西都在湖南，而北京家中的用具都是公家的。这次搬家不能动公家的东西，又无钱购买，想从湖南要一些自己的东西，但湖南方面不但不给反而训了我们一顿。我们的家产全部“捐”公，只退给了母亲 9 元 7 角钱（东西都被造反派干部们瓜分了，最近落实政策才从这些人家中收回一些破损的家具）。另外，1948 年国民党将我全家转迁到香港做人质，曾给我家一笔安置费，我母亲把这些钱都存在香港了。父亲起义后，我们回到父亲身边，一直未动此款。“文化大革命”中父亲曾写信给毛主席请示能否拿回这笔钱（因孩子多，家庭生活感觉困难）。主席说：能取就取回来，取不回来我们共产党还养不起你吗？后来陶铸同志帮助取回这笔钱，但因银行冻结，一直未能取用。此外还谈到我的工作问题。王海容将这些情况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马上让国务院管理局解决我家的困难，批准发给我母亲和姨母每月各 100 元，无工作的两个孩子每月各 20 元。总理还说这笔生活费就固定

下来，孩子有了工作后仍照发。但总理去世后，就只发给母亲每月 100 元了。

至于我的工作，因当时社会太乱，总理让我暂在家中等候，以免出意外。 1970 年我结婚，爱人也无工作，总理就让卫生局给我爱人分配了工作。我的工作问题总理一直想着，过一个时期就了解一下情况。 1971 年总理通过国务院根据我的特长，将我分配到“图博口”系统的明清历史档案馆工作。总理心很细，他派王海容来我家联系，了解生活中的困难，并及时予以解决。王海容看到我母亲有心脏病，住七层楼上很不方便，就汇报给总理。我分配工作不久，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我们全家搬进红霞公寓。

原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覃振在抗日战争时期同情并帮助过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没有忘记这些在困难时帮助过我党的朋友。“文化大革命”中，覃振的女儿覃瑞因被造反派扣上“为亡父反动政客覃振翻案”的罪名批斗。周恩来知道后，就致电南京有关领导人说：“覃振确在抗日时期与我党有统战关系”，覃振生前不是共产党的敌人，而是同情共产党的朋友。这样才使覃振的女儿渡过了难关。溥杰的妻子嵯峨浩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她说： “周恩来总理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了消息，立即对我们采取了保护措施。在漫长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周总理的关怀拯救了我们一家。”

周恩来在林、江反革命集团煽动极左思潮的疯狂岁月中，能排除各种阻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且能在极度混乱中为民主人士排忧解难，是与他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也必须坚持统一战线这一原则分不开的。周恩来认为：我们与党外朋友既然过去一道共事，现在进行建设，就应该继续团结下去，社会主义建设搞成以后，将来一同进入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 他坚持这一认识，他在多次谈到要保护这些人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这种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周恩来提出保护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础。

周恩来认为，党外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联系或影响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群众，通过同他们的合作，可以团结一大批人促进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因此，解放后，他多次讲过统一战线工作不但不能停下来，而且要有新的发展。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了“统一战线还要继续搞下去”，“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他所起的作用，正如胡耀邦所讲：使许多朋友理解和原谅了我们的许多失误，增强了对我们党的同情和信念。今天，当我们看到那些在“文革”中受到保护的朋友和他们身后一大批人活跃在社会主义建设

和对台工作的舞台上时，心中不禁升起对周恩来的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