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幼年起一直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教育、培养和关怀”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又称贡布才旦，1938 年 2 月 19 日，诞生在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玛日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系第九世班禅转世灵童。当1949 年 6 月李宗仁代总统代表国民党政府颁布命令批准宫保慈丹继任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免于金瓶掣签，并派新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前往西宁，于 8 月 10 日在塔尔寺主持坐床大典时，第十世班禅便面临着是留在大陆还是随国民党一起去台湾的重大抉择。在国民党方面玩弄的“和谈”阴谋破产以后，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毁了国民党军的一道道防线，新中国诞生的前景已经展现在人民的面前。此时的班禅，不满 12 岁，回答“向何处去”的问题，对于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在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 班禅毅然率领堪布会议厅全体成员留在大陆，9 月 5 日，迎来了西宁解放， 并与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取得联系。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班禅立即指定在塔尔寺的堪布会议厅主要成已詹东·计晋美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名义，致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拥护中央人民政府。

11 月 23 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复电班禅，表示：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爱国统一的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团结而奋斗。”从这时起，班禅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取得了直接联系。

班禅后来说：我从 10 岁开始参加政务活动，十一二岁就有了自己的见解，不会随声附和，更不会任人摆布。这话指的就是上述之事。

尔后，班禅成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座上宾。38 年后的 1987 年，班禅曾在日喀则谈及建国初期他在毛泽东眼中和中央的地位，他说：“那时， 我是个‘小鬼’，深得毛泽东主席的宠爱，可以说是他的宠儿，他对我几乎是有求必应。”这一前提，是后来班禅写作“七万言书”，向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秉笔直言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和平解放西藏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51 年初，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后，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达赖，欢迎派代表来京进行和谈， 同时，中央特别邀请班禅来北京，共同协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计。1951 年 4

月 27 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率领堪厅的僧俗官员一行 45 人， 第一次抵达北京，实现了亲自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致敬的愿望。其时， 这位少年活佛刚满 13 岁。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周恩来设宴款待班禅一行，为他接风洗尘。这是班禅第一次见到久已仰慕的周总理。在这之前，班禅曾听

长期在内地生活、并担任班禅驻重庆（后又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南京）办事处处长的詹东·计晋美介绍过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的情况，对周恩来的杰出才能和高尚人品有所了解。初次见面，周恩来虽然已经年过半百，双方年龄和经历、信仰悬殊极大，但周恩来以他那让世人为之倾倒的特有谦逊和真诚接待了班禅。班禅虽然年少，但由于从小受到经师的指点，懂得礼仪，因此显得落落大方，彬彬有礼。双方进行了十分融洽的长时间交谈。这次见面，各自给对方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班禅意识到：坐在自己身边的这位伟人， 既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又是自己最可以信赖的导师和长辈。周恩来的印象是：“少年活佛，英俊潇洒。”会见之后，周恩来要求有关人员，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中，要十分尊重充分听取班禅和堪厅主要成员的意见。因此，不久达成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也凝聚了班禅等人的智慧。

首次进京，奠定了周恩来与第十世班禅之间长久而深厚的友谊基础。从这时起，班禅暗下决心：为了听懂同总理的讲话，我也要好好学习汉语。随后，中央护送第十世班禅返藏的重大事宜，都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完成的。 11 年以后，班禅把“七万言书”直接通过周恩来转交中央，是与这种个人友谊有密切关系的。与周恩来的交往、倾谈，对班禅一生的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

1954 年 9 月，无论是对于全国人民，还是对于西藏地方的政治生活，都是一段具有重大意义的岁月。此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达赖和班禅同时当选为人大代表，又同赴北京开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规格的热情接待。周恩来和朱德偕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全国政协、全国妇联、北京市党政军等各级负责人以及民族界、宗教界人士共 800 多人， 到北京火车站迎接两位西藏地方领袖。次日，朱德、周恩来等人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宴会，欢迎达赖和班禅。席间，班禅在祝酒词中说：“承蒙中央各位首长对我们热烈欢迎与设宴招待，这是我们深为感激的。现在我以最兴奋愉快的心情，向各位首长致以恳切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为各民族大团结而干杯！为朱副主席、周总理及各位首长的健康干杯！”对班禅等人在京期间的一切活动，包括饮、食、住、行各方面，周恩来都亲自作出周到的安排。会上，班禅当选为一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同年，又在三届政协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班禅时年 16 岁，成为我国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在政协内部，班禅与周恩来主席之间又加上了一层“同事关系”，他得到毛泽东名誉主席和周恩来主席更多、更直接的关怀。

1955 年 3 月 9 日，为了进一步建设和发展西藏，并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达赖和班禅之间的悬案，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决定》（任命达赖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班禅为第一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关于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关于历史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批复》。这两份文件，既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问题，又规划了西藏自治区的发展蓝图， 成为又一次联接西藏地方与中央之间，达赖、班禅与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团结的纽带。为此，周恩来曾经做过众多的、细致的工作。文件通过的次日， 达赖、班禅等人离京返藏，周恩来再次举行宴会，为他们送行。此时，周恩来与班禅之间已建立了既是友好合作的同事，又是情谊深厚的朋友的密切关系。正因如此，当 1956 年 11 月至 1957 年初达赖和班禅应印度政府之邀，参

加佛事活动时，班禅能够以祖国统一和民族大义为重，毅然摆脱叛国分子的纠缠，其间，周恩来正在印度访问，他多次与达赖和班禅谈话，并代表毛泽东对达赖说：“西藏的工作要靠你和班禅作主，班禅帮助你，你们互相商量， 把西藏的事情办好。”周恩来充分信任和尊重班禅，班禅也向周恩来表示， 请中央放心，我一定会按照中央的安排办事，决不会受外界影响。对于刚刚成年（时年 19 岁）的班禅来说，第一次走上国际政治舞台就能不为当时的复杂环境所左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周恩来的谈话和信任，对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回国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对班禅在印度的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由于有了班禅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这种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友好合作、亲密交往的关系，所以，他才坚持直接给他信任的周恩来和党中央写出书面意见。这一原因，班禅在重新出来工作后提及过。他在 1982 年 7

月 17 日拉萨干部大会上说：“我是在共产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陈毅元帅、贺龙元帅等教育、培养和关怀下长大成人的。我的一切同党的关怀是无法分开的。我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这种“特殊深厚的感情”， 最突出地体现在他与周恩来之间。这就是“七万言书”的标题上惟独出现周恩来个人名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