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抢了主动

1954 年日内瓦会议以后的国际形势，总的来说是由紧张趋向缓和。由于朝鲜停战和印支和平的恢复，远东的局势也开始缓和，但是美国不甘心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失败。作为报复，美国政府在日内瓦会议后，开始积极筹划与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搞了一个所谓“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条约的目的一是美国企图使其侵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二是以台湾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军事对抗和准备新的战争。这样一来，台湾海峡的军事对峙就变得格外突出和醒目。

中共中央研究了这一时期的形势，认为打破美蒋的军事和政治联合，必须向全国、全世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中央意识到，我们在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的，现在若还不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将犯严重的政治错误。于是，《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申“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朱德总司令也在建军节上发表讲话，再次重申“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周恩来从日内瓦会议回国后，在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33 次会议所作的报告中，也突出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号召“全国人民要为完成解放台湾、保卫世界和平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到底！”9 月，在第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报告中重申“一定要解放台湾”，井指出，任何要使台湾“中立化”和制造“台湾独立”的主张，都是企图分裂中国领土，使美国侵占台湾合法化的企图，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允许的”。 12 月 2 日，美蒋正式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8 日，周恩来又一次发表声明，深刻揭露了这个条约的本质，指出这个条约是非法的，中国绝不承认。

1955 年 1 月，为了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为了打击美蒋的“防御条约”，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于 18 日发动攻势，一举解放了一江山岛，2 月13 日又解放了大陈岛，艾森豪威尔对记者发表讲话，要求联合国尽速“斡旋”，并提出在“必要时”将派美军赴台以“保障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同时美国极力反对中苏联合倡议的召开讨论台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十国会议。周恩来在各种外交场合一再指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

这一时期，中国政府以坚定和强硬的立场反对美国支持蒋帮，在美国的军事讹诈面前表现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精神。1954 年底，中国政府又扣押了13 名在中国从事破坏活动的美国间谍。

面对形势的发展，美国意识到拒绝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是失误和失败的，它必须面对新中国已经站稳脚跟、屹立在世界政坛这样一个铁的事实。 1955

年 1 月，美国授意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通过印度的中介以他个人的名义

访华，实际上是想来试探我国将如何判处 13 名美国间谍案以及其他情况。我国政府同意了他的来访，在会谈中，周恩来向他指出，联合国在我国代表权问题和朝鲜战争问题上的立场是不公正的。同时重申，是美国跑到远东来制造紧张局势，美国应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军队。

1955 年 4 月 18 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这是一个没有西方大国参加，而由已独立的绝大多数亚非国家自己召开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周恩来根据中央批准的“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的总方针，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系列有气魄、有远见、诚恳坦率的讲话，整个世界为之震动。周恩来崇高的人品，细致入微的风格，虚怀若谷的谦逊作风以及一个伟大政治家所具有的广阔胸怀，博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钦佩和赞扬。

在中美关系的问题上，为了扫除一些亚非国家对我国的疑虑，为了真诚地表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美好愿望，也为了争取一个对我国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以利于人类进步事业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4 月 23 日，周恩来发表了一个历史性的声明：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

中国人民不想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问题。”

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周恩来的声明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好评。许多中立国，特别是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都向美国施加压力，希望美国能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同中国政府直接谈判。

随着新中国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了解、承认和支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陷于日益孤立和被动的地位，甚至美国国内舆论也在美被押人员和间谍案问题上对美国国务院进行指责，称美国政府不能对周恩来的这项声明置若罔闻。为了安抚国内舆论，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美国想找机会缓和一

下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月 13
日，美国政府通过英国向中国建议，中美双方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经过磋商，中美双方确定将原在日内瓦进行了将近一年的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会谈。

外交部为了这次大使级会谈专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负责研究会谈中的对策。组长为章汉夫，副组长为乔冠华，秘书长是董越千。由于王炳南在 30 年代就和美国人打过交道，后又参加了日内瓦会谈期间的中美代表谈判，比较了解如何与美国人打交道，因此被任命为首席代表。另外小组成员还有龚澎、浦山、王保流等，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智囊团”。1955 年 8 月 1 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瑞士的日内瓦“国联大厦” 内开始。我方代表是我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恰好是王炳南在日内瓦会议中交锋过的对手，美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尤·阿·约翰逊。

为表示中方对这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诚意和所持的积极态度，7 月 31 日，即在会谈开始的前一夭，中国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判决提前释放阿诺德等 11 名美国间谍。这个消息使国际新闻界因为中美会谈而激动起来的情绪更加高涨了。有个美国记者闻听此讯后不禁脱口而出： “啊！中国又抢去了主动。”

王炳南回忆说：“在会谈时先宣布释放 11 名美国间谍，这确实是周总理为创造会谈的良好开端，为使我们在会谈中先夺得主动而走出的第一步，当时我的想法是不如先谈后放人。但从这第一步的实际效果来看，还是很成功的，使国际舆论很快认识到中国对会谈是怀有诚意的，也是积极的，人们的感情也很快倾向于我们。”

由于中方宣布释放美国间谍，因此第一次的会谈气氛较为轻松愉快。双方达成了会谈议程的协议：一是讨论遣返双方侨民问题，二是讨论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

月 2 日，举行第二次会谈。约翰逊称有 36 名美国平民仍被扣留，此事

影响美国人民及政府对中国的态度。随即他将 36 人的名单交给王炳南。

接着王炳南发言说：“在美国的中国侨民，绝大多数的家属都在中国大陆。长期以来，由于美国政府的限制和在实际上所造成的困难，他们不能自由返回祖国，无法回到各自的家庭。这个问题不仅是他们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所一向非常关心的问题。”

王炳南发言以后，约翰逊对美国阻挠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回国一事做了辩解，声称美国政府绝对没有阻碍中国学生离开美国。

针对约翰逊信誓旦旦的保证和声明，王炳南在 8 月 4 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谈中突出地提出了钱学森被阻挠回国的事例。

钱学森博士是 1934 年从中国到美国留学的。他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

州理工学院求学，后来先后在这两个学院任教。早在 1950 年春，他和他的家属就决定返回祖国。当时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曾经几次警告他们不许回国，并派人监视他们的行踪。从 1950 年起，美国政府以各种借口和种种手段

将钱学森博士扣留长达 5 年之久。 1955 年 6 月 15 日，钱学森和他的夫人蒋英借外出用餐的机会，按事先拟定好的计划，由钱学森缠住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人员，蒋英则借口上洗手间趁机给她在欧洲的妹妹寄了一封信，请她妹妹转寄给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信写在一张便条上，信上说：“被美政府扣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

信上还说，“除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表达了钱学森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情。陈叔通接到信后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指示外交部和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向美国进行严正交涉。

这样，在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第三次会议上，王炳南针对约翰逊所说的“美国绝对没有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的谎言，郑重指出：“据美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 1954 年 5 月 29 日声明，截至 1954 年 4 月 30 日，持有中国学生

护照的留美学生共计 5242 人。因为从 1951 年 6 月到 1955 年 4 月 1 日美国政

府禁止中国留学生自由回国，违者课以 5000 美元罚金和五年监禁，许多想回

国的留学生都不敢申请。今年 6 月 15 日，钱学森仍然来信给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先生，要求我政府帮助他回国。”他强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恢复钱学森返回祖国的权利。

在确凿的事实面前，约翰逊再也无法辩解，美国也不能再阻挠钱学森等人回国。8 月 5 日，钱学森接到了准许他和家人可以离开美国的通知。他们立即动身乘船返回他们日恩夜念的祖国。与他们夫妇一同归国的还有 22 位科

学家和 6 个孩子，其中有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女儿钱永真。 10 月 1 日，

这些漂流在外的中国学子在船上兴高采烈地欢度了新中国的国庆节。 10 月

8 日，船抵香港，同日即入境回到国内。

50 年代末，周恩来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