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们的“避难所”

中南海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办公地点，也是许多中央领导人居住的地方。在那高大而坚实的红墙内，是一幢幢以平房为主的古代宫廷建筑和大片的绿化带。它的正门是南门，又称新华门，朝向长安街，还有西门、西北门、北门、东门，由东门穿过北长街，就是故宫博物院。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后，这块令许多人向往的神圣之地也不平静了，随时有被冲击的危险，尽管如此，它仍然是老帅、将军和部长们得以暂时避难的港湾。这是因为有周恩来总理在那里顶着。

当时，国务院各部的部长们几乎都成了红卫兵、群众组织的“靶子”，随时可把他们揪出去批斗一番，这一大批部长级的干部，既要坚持工作，又要参加劳动，还要接受批判，许多人精神上体力上难以支撑，周恩来怕这些部长们承受不了，曾经心痛他说：“他们在外面根本休息不了啊！应该把他们接进中南海休息。”但是，对外又不能公开讲，只好让秘书发通知，以开会的名义，轮番请这批部长们住进中南海，这样进来几天，休息一下，再出

去挨斗，而且规定时间送回来，我们称之为“倒班出去”。

余秋里是国家计委副主任，谷牧是国家经委副主任，他们都是直接为国务院联系各经济部门抓经济工作的，每天都要把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的具体材料送到周恩来那里，虽然他们工作很忙，可是还要受到“造反派”的揪斗，以致影响工作的进行。为了使经济工作照常进行，周恩来就以“小计委”（经毛泽东批准的，由余秋里、谷牧、林乎加等人组成）搬进国务院工作的名义，将余秋里、谷牧，林乎加三人调到中南海居住和办公。但“造反派”到中南海北门贴大字报、用高音喇叭喊，要揪他们出去批斗，“交代罪行”。为了不同“造反派”顶牛，周恩来派人同“造反派”谈判，约好时间分别让他们出去接受群众的批判，并作必要的检查交代，所以，他们既坚持了工作，又免受了过多的批斗。

周恩来对谷牧的保护，谷牧自己有一段回忆：

我于 1966 年 12 月 28 日离开北京，到四川、云南、贵州了解三线建设情

况。1967 年 1 月 30 日乘飞机回到北京。

一下飞机，我就感到气氛不对。一群素不相识的人迎面走来，态度十分蛮横，要我交出手中的公文包，上他们的车。我紧抓公文包不放，站着不动。于是上来两个彪形大汉，从左右两边把我一挟，推上了他们的小汽车。此情此景，使我油然想起 1936 年春天在北京做地下工作时被绑架的情景。

我回京后即被“造反派”绑架的消息，周总理很快就知道了，他派出联络员找建委机关“造反派”谈判，说定在第二天只批判一场，即把我送回中南海，他要听我的出差汇报。就这样，我在第二天被他们批斗了 5 个小时后， “造反派”头头亲自押送我到中南海北门放下。总理让人给我在中南海假山院子的东面安排了间房子，与余秋里同志为邻。

1967 年春节以后，造反派对我的批斗升级。我每次被拉出去，总理都要派个联络员跟着，并让联络员预先跟造反派“约法三章”：只能批两个钟头，到时放人；不能搞体罚；不能让别派抢走。有了这些“约法”，我挨斗时的处境要稍好一些，但又有哪个造反派是真听话的？！说是批两个钟头，往往是四五个钟头，挨骂不说，有时还要被揪头发，扭臂膀，水当然更是喝不上一口了。等回到中南海，浑身就像散了架，喉咙于得冒火，连饭也咽不下。富春同志看在眼里，在一次国务院会上提出：“谷牧一星期出去几次，身体受不了，而且也赌误工作，改为一星期出去一次成不成？”总理说：“什么一次两次？不出去了。今后出去，必须经我批准。”此后一段时间里，我出去挨斗的次数确实少了很多。

中南海国务院的宿舍楼，是国务院部长们的“避难所”。对一些被批斗得很厉害的部长、副部长，周恩来常常以让他们“写检讨”的名义，把他们接到国务院宿舍楼住下。周恩来告诉工作人员，如果“造反派”要来揪斗，就说“检讨”还没写好，不能出去。当时纺织部副部长钱之光、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四机部部长王净、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文化部部长肖望东、农垦部部长王震、冶金部部长吕东、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商业部部长姚依林、八机部部长陈正人等都在国务院宿舍楼避过难。

“文革”之初，薄一波是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时，他一直同刘少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林彪、江青、康生决意要通过薄一波等人上追刘少奇。为此，他们制造了“61 人叛徒集团案”，妄图以此作为最终定刘少奇案的证据。

所谓“61 人叛徒集团案”党中央领导人一直都很清楚，在延安时早就做了结论。林彪、江青、康生等却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把已有正确结论的事重新提出来。康生责令“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并伙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和谢富治等人到处支持某些学校的红卫兵揪斗这批党员，把 61 人的事情透露到社会上。周恩来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党的基本原则，一再申明，所谓“61 人叛徒”问题党中央是清楚的。

当周恩来得知红卫兵因这件事揪斗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的消息后，于 1966 年 11 月 24 日给毛泽东写信，并亲拟了《中央对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批复》一并送往毛泽东那儿。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他说：“这一集体自首案牵涉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泽东批准了请示后，周恩来即于 11 月 30 日亲自写电报给西北局、吉林师范大学，重申刘澜涛、赵林等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指出：“希望你们按照中央上述电示执行，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散发传单，涂写标语。”

薄一波在这个重大冤案中横遭迫害，幸亏有了周恩来对他的暗中保护。薄一波患有美尼尔氏症，容易头晕，在这一年的 8 月底，一天早晨起来，摔倒在浴室里，只得卧床养病。他向周恩来请了几个星期的假，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薄休养 6 个月。”实际上是要让薄一波避开红卫兵对他的揪斗，摆脱林彪、康生设置的罗网。薄一波夫妇匆忙动身去广州，暂时躲开康生等人的魔爪。

康生等人知道薄一波去广州的消息后，又策动国家经委造反派赶赴广州揪回薄一波。赵紫阳当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将造反派要抓回薄一波的事报告给中央办公厅，周恩来立刻作出指示：“应由军区派队伍按接送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安全送回北京。”

1967 年元旦，薄一被夫人胡明参加老朋友们举行的一次聚会。薄一波没

有去参加，大约在中午时分，赵紫阳来到他的住处，告诉薄一波，有 60 多个红卫兵已到广州，现在正要来抓你，要薄一波赶快准备一下。

赵紫阳一走，薄一波马上把他带来的所有文件和材料塞进一个卷宗，转交给了住在同一个大院内的代主席董必武。很快，气势汹汹的造反派咆哮着向薄一波扑来，他们夫妇俩很快被押上回京的火车。在火车上，造反派对薄一波夫妇百般刁难，胡明不堪忍受如此屈辱与折磨，含恨自杀。

薄一波被押回北京时，家已被抄得乱六八糟。他被监禁在北京德胜门外的一座监狱，备受折磨。后来，在周恩来的多次关照下，薄一波被安排住进医院治疗。“四人帮”垮台之后，薄一波曾对友人说：“如果没有总理的关怀，我薄一波早已被林彪、江青折磨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