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亲自点将,组建外交部。毛泽东接受外国驻华大使递 交国书,周恩来安排“将军大使”躲在屏风后“窗下学礼”
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机关中设立了政务院,周恩来被选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早在建国前,毛泽东、周恩来就卓有成效地亲自领导中共中央外事方面的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
1949 年 9 月 30 日,中央外事组副主任王炳南正和同志们忙着准备开国大典后的外交工作,中央外事组主任周恩来兴冲冲赶来。周总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既精神抖擞,潇洒英俊,又文雅谦逊,风度翩翩。大家不约而同围了过来,一起亲热地与总理打招呼。
周恩来兴奋地告诉大家,从现在起,中央外事组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将要正式设立外交部。周恩来又告诉王炳南说:
“明天,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将发表一个公告。典礼结束后,要将主席的公告和我的随附公函立即送发留在北京、南京等地的外国使情或领事何。你们赶紧着手准备,把公告和信件打印好。这将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是通过驻华使领馆向外国政府发出的第一个照会。”
开国大典之后,外交工作更加繁忙,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挑选了德才兼备的干部,大大加快了组建外交部的进程。
1949 年 11 月 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北京隆重举行成立大会, 周恩来作为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外交部的任务:
“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 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要敌视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
周总理满怀深憎地回忆中国的外交史说: “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朗的西
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
周恩来越说越激动,以站起来了的中国人的自豪感斩钉截铁地指出: “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弱,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
有独立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所以,凡是没有承认我们的国家,我们一概不承认他们的大使馆、领事馆和外交官的地位,只把他们的外交官当作外侨来看待,享受法律的保护。他们犯了法,我们一样照法办事。他们对我们没有办法。”
周恩来随后宣布中国外交部领导名单: 外交部长周恩来(兼)
副外长 王稼样(兼任驻苏大使)、李克农、章汉夫办公厅主任 王炳南
苏联东欧司司长 伍修权
亚洲司司长 沈端先 乔冠华代理
西欧非洲司司长 宦 乡 美洲澳洲司司长 柯柏年国际司司长 董越千
情报司司长 龚澎
条约委员会主任 章汉夫(兼) 外交委员会主任 周恩来(兼)
交际处处长王悼如外交部组建起来了,新中国的驻外大使从何而来? 周恩来亲自点将。
几乎在同时,还远在南方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与敌撕杀的黄镇、耿彪、王幼平、姬鹏飞、袁仲贤等一批解放军的高级将领都接到中央要他们迅速进京的电报。
这一批人大多是经过战火长期洗礼的解放军兵团级干部。他们都具有我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深诸我党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战略思想,组织纪律性强。用毛泽东的话说,选这些人当驻外大使,我们放心,因为他们跑不了。
当然,周恩来之所以选这批将军,是因为这些将军在建国前都或多或少地与外国人打过交道,有过与外国人接触的经验。如黄镇、耿彪、韩念龙等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北平军调部工作过,与美国人打过交道;袁仲贤曾以镇江前线司令员的身份与英国人就“紫石英”号军舰事件进行过谈判。
周恩来曾形象地比喻,新中国的外交队伍好像是一支“文装解放军”。这批将军来到北京后,周恩来亲自安排他们参加外交业务知识培训班,
并亲自给他们作报告,阐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外交工作的性质和特点。
周恩来说:你们这一批同志,中央选了又选。现在你们脱下军装搞外交, 中央相信无论把你们派到哪个国家去,你们一不会跑,二不会怕,三是组织纪律性强。
台下的将军开心地笑了。⋯⋯
周恩来最后交待说:“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要注意多请示,多汇报,一定要加强组织纪律性,要组织学习驻在国的语言,开展调查研究。我相信, 你们一定能够当好新中国的代表和友谊的使者。”
尽管这样,这些将军们对即将担负的外交工作还是有点挠头,周恩来鼓励他们说:不要怕,边干边学。
驻外大使首先遇到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向驻在国首脑递交国书。这项工作对于这批将军大使来说却是一件前所未见的新鲜事。为此,周恩来趁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受外国驻华大使递交国书的机会,亲自安排将军大使们躲在屏风后面现场观摩了一回。这就是后来传为佳话的“窗下学礼”的故事。就这样,经过一段短暂的学习,新中国第一批大使——将军大使带着党
和国家的重托,带着周恩来对他们的期望,踏上了各自的征程。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批将军大使较好地完成了周恩来交给他们的任务,并在后来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