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明白了周恩来方案的奥妙

就在尼克松访华的公告发表后不久，为进一步推动和驾驭中美关系的进程，周恩来接见了有影响的美国《纽约时报》副社长、著名记者詹姆斯·赖斯顿，并与他进行了长达 5 个小时的谈话。周恩来亲自审定了谈话记录，并同意在《纽约时报》发表。

周恩来详尽阐明了中国对于中美最高会晤以及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要求，从而公开向美国政府和尼克松本人“将了一军”。谈到尼克松要访问中国时，周恩来说：中国这样的国家，美国封锁了 20

多年了，觉得要求看一看，也很好嘛。愿意谈嘛，我们也愿谈。当然毫无疑问，好多问题我们双方的立场不一致，观点有很大距离。如果要和缓，总得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吧，总要研究一些问题嘛，这些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谈嘛。当然，我们也不指望问题一次就统统解决，那是不可能的，是不实际的。但是接触接触，就会找出一个头，从什么地方开始解决问题。

周恩来赞扬尼克松敢于冲破偏见、承担风险、首先访问中国的勇气。他说：尼克松这回决定要到中国来这一件事，别的党派也说别人是不敢的。从这一点上看，他还是有一点勇气的。

周恩来的这篇谈话，起到了向美国总统施加某种压力，促其三思而行的作用。

当时，正当尼克松派基辛格为准备总统访华作第二次中国之行时，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之间爆发了一场争论。国务卿罗杰斯坚决反对这项计划。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乐德看了周恩来的长篇谈话后评论说，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只能“提前实现，而不能推迟”。

尼克松、基辛格权衡再三，没有改变初衷。

然而，正在这个时候，中国国内政局发生了一次重大变故。9 月 13 日中国第二号人物林彪阴谋加害毛泽东败露，仓皇北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9 月中下旬，周恩来充分地估计到了林彪事件可能会给处于关键时刻的

中美关系带来某种消极作用。

凭美国的情报网，尼克松一定知道中国国内发生了大的政治变故，但又不可能知道很具体。尼克松会不会因为这个而放慢甚至后退迈向中国的脚步？这很难说。把林彪事件告诉尼克松，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须让尼克松知道，中国在中美关系的态度上一如既往。

细心的周恩来几天都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他记起了上次和基辛格共同商定的负责中美联系的巴黎秘密渠道。

月 27
日，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开完会特意把将要去巴黎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留了下来，郑重地对他说：“有关林彪叛逃的事，见到黄镇同志时，把情况告诉他。”周恩来顿了一下，又说：“还有，中央已决定逮捕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这些也告诉他。”

周恩来还叮嘱说：“只告诉黄镇一个人。”

周恩来此举，意在向黄镇大使交个底。黄镇知道林彪叛逃，不会影响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这样，当美国驻法国使馆武官沃尔特斯与他联系时，他心中就有底了。

事情完全如周恩来所料。9 月中旬以来，汇集到尼克松和基辛格面前的各种情报表明，中国国内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后，中国所有的领导人都没有公开露面，所有的机场都关闭了，军队也似乎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在担心会不会由于中国国内政局的震荡而影响中美关系，他们早就怀疑中共高层领导在对美政策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直至接到沃尔特斯报告，说他和黄镇大使接触，黄镇的态度照样爽快，中国对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事没有中断，尼克松和基辛格悬着的心才算落下来。

月 16
日，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基辛格受尼克松的委派，坐上了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目的是“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基本的安排”。

基辛格自定这次访华行动的代号为“波罗二号”，但这次行动已不再像上次那样是秘密的，而是公开的、大摇大摆的，随行人员相当于尼克松访华的全部人马。基辛格按照需要了解情况的范围把人员分在四个等级。他和助手洛德、霍尔德里奇了解政策和总统之行的某些技术方面细节；总统的特别助理和先遣队负责人德怀特·查平了解一切技术问题；安全保卫和通讯技术人员只了解与他们工作有关的问题；而对国务院的代表艾尔弗雷德·詹金斯，只是让他“有一种参与的感觉”，不让他参与关键性的政治讨论，尤其是起草公报的工作。

虽说基辛格与周恩来已有过 17 个小时的会谈经历，中国对他也不再“神秘”了，而且，基辛格也向往再一次与充满魅力的周恩来会晤，但是，当“空军一号”即将进入中国境内的时候，基辛格内心还是有点忐忑不安的预感。 10 月 20 日上午，基辛格一行飞抵上海。在机场迎接的只有章文晋等四

人和上海外办的两位代表。当天中午飞抵北京机场时，迎接他的还是以叶剑英元帅为首的几位高级官员，只增加了姬鹏飞代理外长。基辛格等人感到有些受到了冷遇。这次访问已公开宣布，但欢迎场面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热烈。

基辛格坐上大红旗轿车，直驶钩鱼台国宾馆 5 号楼。

透过车窗，基辛格发现，沿途断绝了交通，布满了警卫，还有几处写有

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标语。

尤其让基辛格不安的是，当他们进入国宾馆 5 号楼的住房时，每个房间里都放有一份英文的电讯稿，上面印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口号。

基辛格感到非常不快和担心。他甚至怀疑起沃尔特斯从巴黎渠道传过来的消息是否准确。但基辛格毕竟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家，他当即令人把所有房间的英文电讯稿收集起来，送交给中国方面的一位礼宾官员，说“这一定是以前的一个代表团丢在这里的”，未作更多的反应。

其实，基辛格等人是虚惊一场。这场虚惊直到见到周恩来才算结束。周恩来听到摆放英文电讯稿一事后，非常生气。他当即查问礼宾司的负

责人：“为什么摆放这样的东西？”

礼宾司负责人说：“这是新华社历来的规矩。”

事情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告诉他们，那是‘发空炮’。” 这样，周恩来后来就给基辛格谈起了“放空炮”的比喻。基辛格开初还

不太懂“放空炮”是什么意思，周恩来解释说：有些宣传口号是“放空炮”，而没有实际行动。应该注意中国的行动，而不是它的言辞。当然，也不是什么事都放空炮，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基辛格对中国的这种奥妙的宣传辩证法还是似懂非懂。

一场虚惊过后，周恩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基辛格及其随员。他和蔼地同客人一一握手和照相后，请客人就座。接着，周恩来以他惊人的记忆力，就像老朋友似他说出基辛格的随员各自的学历和经历，并谈笑风生地赞扬他们的来访增进了两国友谊。轮到国务院那位詹金斯时，周恩来对他说：“你22 年前就在中国居住过，对中国很了解，是中国的老朋友了。”詹金斯听后非常感动。

随后双方顺利地就会谈议程和方式作了满意的商定。会后，周恩来设宴招待全体来宾，并即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酒词。

周恩来说：中美两国关系中断 22 年之后，现在在两国的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页。这应该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一定要有一个人作为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

接着，周恩来很自然风趣地引出了基辛格上次说中国是“神秘的国土”这句话，并赞扬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的“神秘的国土”，是件了不起的事。周恩来笑着说：现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土，它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神秘”的了。他是作为朋友来的，还带来了一些新朋友。听到这里，基辛格不好意思地笑了。同时也为周恩来的演说艺术叹服。

周恩来还说：拿我来说，我虽然从未到过美国，但我认识不少美国朋友，美国对我来说也不是不熟悉的。很明显，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各自的世界观——基辛格博士喜欢用“哲学”这个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找到共同点。现在尼克松总统要亲自到北京来讨论，而基辛格博士就是他的先行人员，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取得积极的成果。我们两国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虽远隔太平洋，但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

周恩来这番祝酒词不是一个正式的发言，完全是即兴的。正因为如此，它才比正式的有稿子的发言更加贴近周恩来的风格。这些话非常诚恳、贴切，富有人情味，完全没有政治空谈和空洞的外交辞令。基辛格一行很为钦佩，

情不自禁地报以热烈的掌声。

宴会快要结束时，周恩来滞洒地端着酒杯，特地绕宴会厅一周，同每位客人，包括秘书、警卫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碰杯。这又一次显示了周恩来那特有的品格和魅力。

至此，基辛格等人刚下飞机时受到的冷遇感早已烟消云散。这也就奠定了这次整个访问期间热诚友好、礼貌周到的基调。这种基调对促进双方顺利达成协议以及双方信任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无怪乎有人说周恩来是一个高超的乐师，他总是善于在复杂的协奏中定下适当的基调。

在此次基辛格为期 7 天的访华期间，周恩来同基辛格举行了 10 次会谈，

共 23 个小时 40 分。双方除了讨论了尼克松访华日期、会谈方式、通讯联络等问题之外，还着重就台湾、印度、朝鲜、日本、南亚次大陆等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总的来说，会谈的气氛是轻松缓和的，进展也较顺利。

会谈一开始，为活跃气氛，周恩来针对基辛格来华初次会谈时念稿子的窘态，风趣地说：“按照惯例，我还是请你先说。我准备听你讲写出来的这么一大堆材料。”

基辛格自谦地说：“当时我自己感到很惭愧，很别扭⋯⋯”

未等基辛格说完，周恩来就摇了摇手制止说：“不，不，你头一次来嘛，必须要有一个准备好的看法嘛！”

基辛格钦佩地说：“总理没笔记讲话，比我有笔记讲话更流畅。” 周恩来客气地笑了笑：“不见得，不要夸奖喽。”

接着，基辛格提出尼克松访华日期在 1972 年 2 月 21 日或 3 月 16 日均可。

周恩来选定了 2 月 21 日。

在以后的几天中，双方就台湾、印度支那、朝鲜、日本、南亚次大陆等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周恩来在谈到每一问题时，都是从历史谈到现在，全面阐明了中方的态度和立场，头头是道，明明白白。对此，基辛格十分佩服。他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感叹道：“我很欣赏周恩来杰出的品格。他对事物了解之详细是惊人的，许多领导人利用细节来回避问题的复杂件，但周恩来有一种特别卓越的才能，他能抓住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是一个为信仰而献身的理论家，他运用他的信仰支持他度过了几十年的斗争生涯，并把他那热情的性格锤炼成为一个我所遇见的最敏锐而又能对现实冷静估价的人物之一。”

会谈中，最富戏剧性的要算讨论尼克松访华的中美联合公报了。

基辛格来华之前，早已准备了一份经过尼克松审阅和批准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这个草案包括访问情况、两国关系的一般原则、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台湾问题等四个部分，是按国际惯例的老一套起草的，长约 3000 字。其中，强调了一些含糊其辞的共同点，而用一些陈词滥调掩盖着双方的分歧，并在台湾问题上有意回避不谈美国撤军问题，反而要中方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这个公报草案是基辛格和他的助手们绞尽脑汁搞出来的，他们自己非常得意自己的“杰作”。 10 月 22 日下午会谈时他们提出了这一草案。

周恩来看了美方起草的草案后，很不满意，明确表示不能接受。他指示章文晋另外起草对案，并提议：按照过去同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办法，备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取美方草案可取之处，写出双方的共同

点。

毛泽东也说，各说各的好。但他对章文晋起草的对案不太满意，说是“发言权不大”。周恩来又让熊向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进行了改写。

这样，我方提出的公报草案完全打破了老一套格调，十分新奇。在草案的序言中概述了尼克松总统访华情况。第一部分要求各自写明对国际形势和重大问题的看法和立场。中国方面以十分明确的语言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美方部分留下一些空白页由美方自己写。第二部分吸取双方共同点明确了建立中美关系的共同原则和共同声明。第三部分各自说明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和主张。第四部分写明改善双边关系的某些具体建议。 10 月 24 日晚，又一轮会谈开始了。周恩来让姬鹏飞代外长念了我方起

草的公报草案。基辛格听后大吃一惊，他代表美国经历了多次谈判，包括跟苏联人、越南人的谈判，还从未遇到过这样一种谈判方式。

基辛格说：在美国总统历史性的访问结束之时，列举双方这么多的不同观点，这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双方在吵架么？！这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是难以接受的。

周恩来指出：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众所周知，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20 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失于一旦，如果在此情况下双方签署那种既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

基辛格说：“我们不回避双方的分歧，签公报又有什么意义？”

周恩来说：“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放空炮’，是祸根。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

说到这里，周恩来建议休息一会，并意味深长地对基辛格等人说：“你们不妨对我们的草案再考虑一下。”

周恩来很有信心。基辛格作为一个外交家和谈判高手，他如果有诚意，就一定会理解和明白中方草案的妙处。

果然，基辛格领着他的助手们经过了一番紧急磋商后，豁然开朗。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也许用这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可以解决我们的难题，这就是中方草案的奇妙之处。”

复会后，基辛格立即告诉周恩来，美方同意接受中方草案的写法。但基辛格又提出，中方草案中的“某些提法的表达方式过于僵硬”，有些文字火药味太浓，特别是其中有两句“好像是在审判我们或者凌辱美国总统的文字”，会令美国极为难堪。为此，基辛格建议删掉那两句话，美国在阐明自己立场的那部分中也对等地删掉两句话作为交换。

周恩来表示：我们不是在做交易，完全用不着讨价还价，你只须改得叫我同意，我们所用的词句中确有令人为难之处。

周恩来这种从大处着眼而不斤斤计较的外交风度使基辛格很受感动。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周恩来从不在小地方讨价还价。我不久就发觉，和他谈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个合理的主张，详加说明，然后坚持到底。我有时甚至把内部文件给他看⋯⋯企图在谈判中占便宜，那是徒然自寻烦恼。”然而，就在整个会谈差不多快要结束时，由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意见不

一致而使会谈出现了又一次裂痕。

周恩来一开始就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的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

基辛格反复表示：美国不能背弃“老朋友”，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周恩来冷峻地说：“如果贵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坚持过去的立场，那么，

我们不得不对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诚意表示怀疑。”

基辛格有点着急：“总理先生，我希望你们能了解我国的实际情况，因为这将牵扯到我们两院及两党的问题。尼克松总统希望在他第二任时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周恩来的口气缓了缓：“既然中美关系要进入一个新时代，必须要改变一些关系嘛。中国有句俗话，会掌舵的人善于引导航船迎着浪潮上，不然将会被浪潮淹没。只有掌握时代精神，才能改进世界情况。如果把所有的老关系一无更改，一切照旧，怎能迎接新时代呢？”

会谈一度陷入僵局。

最后，基辛格搞了一句模棱两可的提法，即“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

周恩来对基辛格的这一“发明”表示赞同。但是，美方坚持要强调中国人民应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台湾问题的观点，且不明确表示从台湾全部撤走美国军事力量的时间。对此，周恩来表示不能同意，但可以留待尼克松访华时再探讨。

正当周恩来与基辛格在谈判桌上就台湾问题进行激烈争论时，联合国大会第 26 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所属机构中驱逐出去。

于是，历史的选择又在周恩来和基辛格之间开了一个大玩笑。

10 月 26 日上午 9 时，周恩来把即将离京返美的基辛格送至钓鱼台的楼门口，然后由乔冠华送基辛格前往机场。在大红旗轿车里，乔冠华笑问基辛格：“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能恢复中国的席位么？”

基辛格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看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合国。”

乔冠华故意以一种急切的神态问：“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说：“估计明年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你们就能进去了。”乔冠华仰脸哈哈大笑：“博士，我看不见得吧？”

其实，在基辛格快要离开钓鱼台的时候，周恩来瞅空告诉了乔冠华中国已进入了联大的消息。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受，周恩来没有把这一消息告诉他。

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刚刚从北京起飞，电讯员便收到了来自美国的电讯稿：联大刚才已以 76 票对 35 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

基辛格吃惊得怔了好一会，接着是一丝苦笑。

洛德在一旁慨叹道：“周恩来太厉害了，他让我们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接受了他们的方案，而且还高高兴兴，心悦诚服。”

霍尔德里奇说： “你没听说啊？我在香港工作时，就听人说，要是蒋介石得了周恩来，被赶到台湾岛上去的就不是蒋家王朝。”

基辛格的心情有点沉重，他说：“我说过，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