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之处见分晓

“解放”老将军的工作，大体上有个工作程序。

第一步是由总政治部审查鉴别原先把老将军打倒时所做的结论，确认哪些是无中生有的、哪些是颠倒黑白的、哪些是无限上纲的。

然后，总政治部拿出来的审查结论，还必须与把老将军打倒的原单位取得大体一致的意见。

最难的一关是政治局。按照规定，每个被“解放”的将军最后都要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政治局会议一般在下午 7 时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四位将军的审查结论。每位将军都有一份材料，包括本人的经历、被打倒的情况、甄别情况、总政的审查结论。个别的还要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讨论之前先例览一遍。所以，每次政治局讨论老将军的“解放”，田维新都要提一大包材料进会场。

当时的政治局会议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

材料发完，周恩来便宣布：“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

到了田维新讲材料时，发难的就是“四人帮”，尤其江青和张春桥为最甚。

这样，从下午 7 时半开始的会议，往往到半夜 12 时也结束不了，通常吃

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 3 时才结束。

田维新回忆说，“在讨论老将军‘解放’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后来与江青争辩得多了，也就习惯了， 不怕了，无非是多几顶帽子就是了。”

在老将军的记忆中，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只在要害处说一两句。不过常常是他的一两句话一出口，江青一伙就争不起来了， 事情也就定了。

周恩来虽然说话不多，但是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某个问题，他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便会及时点将：“剑英你说呢？”

周恩来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但是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来就会及时地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述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经周恩来这么一反问，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了。

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缺点失误，江青一伙就会趁机无限上纲。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上几句：“这不算个什么错误么，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轻几句话，便将江青一伙扣的大帽子不动声色地顶了回去。

到大家的意见都说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周恩来还会问一句：“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人发言了，周恩来才宣布：“这事就这样了。”然后转入下一个将军“解放”问题的讨论。

由于江青一伙的发难， 175 位将军的“解放”在政治局讨论时，没有几个是很顺利的。在田维新的记忆中，颜金生将军是比较顺利的一个，但也连闯了江青设置的三道关。

颜金生少将是湖南茶陵县人， 1932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建国后先后任过西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委，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文革”开始前不久，他转业调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

文化部的副部长怎么由总政来审查“解放”呢？

田维新在政治局会议上介绍说：“颜金生是军队转业干部，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没有什么错误。”

理由只有一句话，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其实呢，当时文化部系统控制在江青一伙手里。把颜金生从文化部系统调出来，由军队去安排，这就跳出了江青一伙的魔爪。这是周恩来的“解放”将军的一着巧棋。

江青一听又发难了：“颜金生有错误，他推行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田维新说：“颜金生是工农干部，识字不多，不可能提出什么文艺路线。”这话是有根有据的。发给政治局成员的材料上明明白白地写着：颜金生，

1918 年出生， 1932 年 14 岁就加入人民军队，他能读过多少年书？！

朱德元帅一听江青又要无理取闹，一板一眼地说：“颜金生他就不识几个大字。”总司令为将军说话，一言九鼎，江青顿时哑了。

眼见这一关过去了，田维新又介绍说：“准备把颜金生同志派到陕西⋯⋯”话音未落，江青又反对了：“你是让颜金生到陕西给二方面军垒山头。他不应分配西北，应该分配到东南。”江青自己拉帮结伙，故以“山头” 度人。针对这种猜忌之心，田维新说：“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是从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任上调过去的。”李德生说：“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二方面军的同志在陕西已经不多了。”

经过这么一番解释，颜金生将军去西北才获通过。田维新继续说：“我们考虑让颜金生到陕西当政委。”

江青再次反对说：“他犯那么大的错误，当正职不合适。”这是江青第三次发难。

田维新说明：“陕西省军区原来有一个政委。派颜金生同志去陕西，是考虑让他去管军工企业。现在备战，陕西军工企业很多。”

叶剑英元帅也出来说话：“现在备战，炮弹子弹很不足，急需抓一抓。” 最后周恩来表态，“我看颜金生同志调出文化部，到陕西当政委管军工

是合适的。”

周恩来一锤定音，颜金生总算过了关。

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开始后，《解放军报》社迟迟未见行动。

这也难怪。《解放军报》在“文革”初期最严重的一个案子是所谓的“绑架”肖力案。肖力就是李纳，江青的女儿。定案的结论上写着：绑架肖力就

是反江青、反毛主席。

在 1973 年的形势下，这样的案子谁敢动！

迟浩田到《解放军报》任副总编后，分管政治工作。他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调查了解，认定军报的三大事件，包括所谓的“绑架”肖力案，都是假的。但是这三个事件都是江青直接定的，不好办。迟浩田便把情况向军报主要负责人张志作了汇报。

涉及到江青的事，张志哪敢作主。他到总政治部向田维新汇报说：“田副主任，我向你反映一个情况，我们军报的三个事件，迟浩田同志经过了解， 认定都是假的。但是这三个事件都是江青定的，一动就会反映到江青那里去。所以，我们落实干部政策很难。”

不是江青直接打倒的干部，江青尚且要多方阻挠，胡搅蛮缠，著把她自己直接定的案子否定了，她还不搅个天翻地覆？！

田维新想了想说：“能不能想个办法，不惹江青。”“怎么能不惹江青呢？”张志问。

田维新说：“你们把事件撇开，就说这些干部没有犯什么错误，先把他们‘解放’出来，让他们恢复工作。”张志说：“这办法行倒是行，不过风险也很大。”田维新嘱咐说：“这件事你先别办，等我与李主任商量一下再说。”第二天，田维新就与李德生商量，李德生认为也只能这么办了。如果不落实干部政策，干部受委屈，军报也没法办好。解放军报社按照这个办法， “解放”了一批干部。有人立即向上告了黑状，送了一大堆材料给江青。江青还真看了这些材料，在这里批一个“这是一个反革命”，在那里批一个“这是个坏人”，最后要“德生同志查处”。李德生正坐在沙发上看江青批转的这份材料，田维新进去了。“你看吧！”李德生顺手把材料往茶几上一摔， 没好气地说。田维新一看，是解放军报的事，就说：“这是意料之中的。” “怎么办？”李德生问。“有两条办法。”田维新说。“哪两条？”李德生紧追着问。“第一条，再把他们都关起来。”田维新说。“那不行，哪能这样干。”李德生未加思索，立即否定了这一个办法。田维新了解李德生的想法，他不慌不忙他说出了第二条办法：“那就拖。”“拖得了吗？”李德生不放心。“拖不了，还能再把他们关起来吗？只有拖。”田维新说。“那能拖多久？”李德生问。

“能拖个半年。”田维新说，“江青第一次问，你可以说，材料收到了， 还没来得及看。第二次问，说刚看，还没有看完。第三次问，说刚看完，还没查。如果再问，说刚查一两个，还真没问题，其他的还没有查。”

“能那么老拖着？”李德生又问了一句。

“起码可以拖半年，”田维新满有把握地说：“她还有那么多精力问哪！”这件事果然拖了下来，不了了之，总政治部对迟浩田也有了一个好印象，

认为这个干部能够实事求是，敢讲真话。事件过去以后，迟浩田从军报副总编（副军级）直接走上了北京军区副政委的领导岗位，后来他又先后出任副总参谋长、济南军区政委、总参谋长，现在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经过一年多时间紧张艰难的工作，全军 175 位被打倒的高级将领终于全部得到了“解放”，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这里倾注着周恩来总理的一片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