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处武汉

1967 年 7 月 13 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 118 厅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

散会后，在回家的路上，周恩来对警卫员高振普说：“毛主席要去武汉看看，准备再去长江游泳，会上决定让我先去一趟。你们也准备一下。”

高振普意识到这是叫周恩来为毛泽东去武汉先行安排一下。

在全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人们以对领导人的观点不同而分为不同的派系，派与派之间，人与人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有时会转化，但多数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积越深，闹得人们互不信任，甚至于家庭分解，夫妻离异。

那时党组织不起作用，政府机关被冲垮，公安机关已瘫痪，是以派代政。武汉的情况更为突出，“百万雄师”和“三钢”、“三新”两大派别，

主宰着武汉的局面，当地驻军也被卷入。在这种形势下，能不能保证毛泽东在武汉的安全和顺利再游长江，谁也没有把握。毛泽东决定了的事也不会改变。谁能与这两派群众说上话，谁说了话他们才能听，除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当时就数周恩来了。只有周恩来去一趟，亲自安排，才会确保毛泽东这次行动的安全。周恩来也想借这个机会亲自看看武汉的情况，解决武汉的问题。

14 日凌晨两点钟左右，周恩来坐上了空军专机。4 点以前飞机抵达武汉。

当时的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前来迎接。周恩来一行乘车到达武汉空军司令部时已是早晨 5 点多钟了。天虽己大亮，官兵们还没有起床。

周恩来到武汉，为何刘丰来接？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后来说： “毛主席和周总理到武汉，使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极为恐慌，7 月 13

日，总理决定到武汉，中央文革不通知武汉军区，却由吴法宪通知刘丰，说夜里有一架一级专机要到汉口机场降落，让刘丰等人做接机准备。专机具体什么时间到，坐的什么人，都没有告诉。飞机降落后，总理见没有人接他， 还以为我和钟汉华同志被造反派弄走了，刘丰把总理接到武空司令部后，总理问刘丰：陈再道、钟汉华到哪里去了？刘丰张口结舌答不出来。总理这才让刘丰通知我们，叫我们赶去。总理到武汉，中央文革和吴法宪把持的空军不通知武汉军区，这是极为反常的。”

吃早点时，周恩来只吃了一个用盐水煮的鸡蛋，就由刘丰等陪同去省委招待所（即东湖宾馆）。

时间尚早，路上行人不多，周恩来很快就到了东湖宾馆百花一号楼。这栋楼周恩来过去住过，那是 1961 年和刘少奇、邓小平同住在这座楼里。

周恩来等走进楼房，服务员三三两两正在聊天，看到总理进来了，他们感到有些突然，看来事先没有接到通知。周恩来主动上前与他们一一握手问候。他们的紧张情绪消除了。他们粑周恩来请进了一个会议室，室内很热， 高振普看看温度表是摄氏 34 度，似乎更加感到透不过气来。我看看手表，是

早晨 8 点多钟，心想，早晨 8 点多钟就这么热，到了中午会热成什么样子啊！ 问一位服务员有没有冷气，他说发电厂今日不送电，哪里来的冷气，什么时候送电他也不知道。

周恩来召集李作鹏、陈再道、钟汉华、刘丰等还有军区、空军的负责人开会，详细布置了毛泽东来武汉的住地，以及游长江的安全工作。后来周恩来又把宾馆的负责人和服务员叫去，叫他们把梅岭一号的卫生搞好，房间布置好，迎接毛泽东的到来。周恩来一再要求他们不能有派性，要把工作想得周到，安排得细致，要绝对保密，不能出问题。

下午 5 点钟，周恩来到梅岭一号亲自查看为毛泽东准备的房间。

他看到守卫在门外的哨兵已被汗水湿透了衣服，便握着哨兵的手说：“你辛苦了。”哨兵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周恩来又关切他说：“你可以站在阴凉处有风的地方。” 哨兵急忙回答：“谢谢总理，我不热。”

周恩来走进房间。

房间内都是按毛泽东的习惯布置的，很多东西都是毛泽东过去来时用过的，就是室内温度太高。毛泽东是晚上 9 点多钟到，如果房内温度太高，就不能住这里，只能住在火车上，周恩来当时也作了这个安排。周恩来对驻军的负责同志说：“你派人去电厂，了解一下停电的原因，告诉电厂，就说是我在武汉，请他们尽快排除故障，恢复向这个地区供电。”

电厂负责人听说周总理来到武汉，要他们供电，很快答应晚 8 点可以排除故障，准时送电，请总理放心。6 点多钟，电厂提前送了电。

周恩来在武汉，不顾天气炎热，带领武汉军区、武汉空军以及武汉航运的负责同志，亲自到长江岸边察看地形，确定下水地点、游泳时的路线和在什么地方上船等，分析会出现的问题，应采取什么抢救措施等都做了很细致的安排。他指定气象部门掌握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及时通报。还用了很多时

间约地方省、市、军区的领导同志开会，了解武汉的情况，研究武汉的问题。陈再道回忆说：

“7 月 15 日开始至 18 日，总理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同志和驻汉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同志开会，连续四天听取我们的汇报。这个会议谢富治、王力一直参加，杨成武、余立金、郑维山以及李作鹏、刘丰和作战部长们也断断续续参加了。18 日下午，总理做了总结讲话，大意是：军区支左有错误，甚至很严重，但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工总起来之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军区要对部队进行教育，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总理在讲话中肯定了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并且为军区承担责任，说我们解散工总，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这个总结讲话的提纲，据说是总理亲自拟的，并且送主席审阅过，当时，我们没有体谅总理的难处，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总理苦口婆心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为了打倒你们。总理为了消除我们的顾虑，在汇报会召开之前，就告诉钟汉华同志说：主席临动身时讲了，要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7 月 17 日晚，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里的工作都安排好了，我们可以回去了。”说完他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7 月 18 日上午，周恩来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