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洪水”纳入河道

1966 年 8 月下旬，当红卫兵运动开始冲击社会时，周恩来指示北京新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

为什么要成立联络总站？联络什么？周恩来是想把红卫兵的“洪水”纳入河道。

月 24
日，北京新市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了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8 月 26 日，召开了联络总站成立大会。在联络总站成立的当天，周恩来亲自出席了成立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周恩来说，设立联络总站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党中央、国务院在总站内设立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紧接着于 9 月 1 日和 9 月 10 日召开了两次红卫兵座谈会。在这两次会上，周恩来首先倾听同学们提出的意见和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他说：现在的红卫兵组织不严密，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第一步是组织起来，第二步是联合起来。否则，就会组织涣散，领导无力。红卫兵既是战斗队，又是学习队、宣传队，要学习、宣传党的政策。

从 8 月下旬总站成立到 12 月中旬的 3 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为教育引导青少年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亲自参加红卫兵组织召集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 40 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无论是大型会议，还是小型个别会见，周恩来都不失时机地向青少年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做了大量工作。有些会议长达四五个小时，有些会见谈话则是通宵达旦进行的。他唇焦舌燥，反复讲解党的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要随便抓人、抄家、砸毁文物，对建国 17 年来党和政府的工作要分清主流与支流，对干部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说党政机关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当说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干部也不等于是“黑帮”等等。

在联络总站成立之前，北京市内已掀起了破“四旧”的浪潮，从 8 月下

旬到 9 月下旬，形成全市性的高潮。据 9 月 5 日的统计，到 8 月底止，全市

共打死上千人，被抄家的 1 万多户。许多被斗、被打、被抄家的家属等到联

络总站申诉。一些学校的校长、教员、支部书记被斗致死，不少学校校长、教师被编入“劳改队”。革命烈士董振堂的女儿童光苔是女三中的支部书记，刚刚生下一个女儿，就被拉出去强迫劳改（后经毛泽东批示由联络总站负责营救出来）。在抄家的同时，发生了驱赶市民的情况，从 8 月 23 日到 9 月 9

日，仅崇文区被迫搬迁出市区的就有 4000 余人，随迁的家属 6000 多人。红卫兵在一些服装店、理发店张贴了“最后通碟”，说他们搞了奇装异服、奇怪发式，勒令关门停业；有的红卫兵在荣宝斋张贴了对联，“遗老遗少杂七杂八大毒草，黑诗黑画妖风鬼雨蛇神窝”，横批是“鬼聚堂”。那时，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威胁，恐怖气氛笼罩着北京城。

对社会上出现的严重情况，联络总站均以简报形式，分别向党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作了汇报。当时主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央文革，对联络站上报的情况，表面上未置可否，但实际上已经不满，认为联络站的观点、立场不对。9 月 5 日，中央文革发了一期破“四旧”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称“红卫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战果是“把资产阶级打得威风扫地”，“扫除了封建迷信”，“消灭了资本主义”。紧接着，在后来的天安门大会上，林彪公开表扬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说什么，革命的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的面貌。林彪、江青一伙对红卫兵的这种“表扬”、“鼓励”，其实是在煽动红卫兵抛弃党的政策，把整个社会秩序搞乱，就连红卫兵中一部分人，也在思考为什么这样子？焦躁不安地寻求解答。

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恩来于 9 月 1 日、10 日、13 日，三次长时间听取红卫兵的意见，并向他们反复耐心地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力求把红卫兵的热情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在谈到武斗打人问题时，周恩来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我们手里，有政权，有武装，人有错误，可以批评，犯了法可以关起来，可以送去劳改。至于煞他们的威风问题，那也有人民的威力，有解放军的威力。所以，我们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就是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分子，也应该是这样。在谈到对待五类分子问题时，周恩来说：我们要团结大多数，特别要争取团结中间力量。敌人总是少数，朋友总是多数，打击面太大，就会失掉中间派的同情。不是所有地宫反坏右出身的都打倒，我们要打击的是那些暗藏的反革命，现在还在搞反革命活动的，有民愤、有血债、查有证据的反革命。右派分子，只要摘了帽子就不叫右派。对资产阶级，我们要批的是他们的思想体系和违法行为。对一般的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我们也是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不能动不动就搜查、抄家。即使对逃亡地主，他们原有的土地已经被分了，到这里已经落户了，也不需要再把他们赶走，不能把一切人都赶走。要派出所把名单交给你们，由你们去赶，那也不一定好。如果这样做，我看就是派出所想卸包袱，派出所把名单交给你们了，你们就把这些人往火车上一赶，以为就完事了，其实没那么简单。不能把一切黑五类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子女都清除掉，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历来主张要改造他们。对知名人士，一定要慎重对待。宋庆龄是我们革命的长期合作者，到她家里去贴大字报就不恰当。这只是说贴大字报，若进一步超过这个范围，如打人、搜查、抄家，那就属于法律制裁问题了。十五中同学同我谈话时说，理发馆都是资产阶级的，不要了。我反问他们，北京几

万理发工人怎么办呢？他们一家子生活怎么去解决呢？有的同学说留长辫子不行，但短辫子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就算资产阶级思想吗？他们一下子被我问住了。在谈到宗教信仰问题时，周恩来说：不能把清真寺都办成学校，都作为公共的机关。像新疆一些地方，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要改变那个习惯，需要时间，宣传是可以的，强制就不对了。针对一些人破坏公共设施、烧毁文物等，周恩来提出：要保护国家财产，保护群众利益。有些东西国内不能用的，可以出口，有人说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出口，非毁掉不可，其实卖出去可以换取外汇，买回我们所需要的机器嘛！

这些苦口婆心的讲话，在当时很有针对性，联络总站和下属分站，立即用各种形式和办法，分别向各学校进行了传达。据 9 月 24 日统计，听传达的大、中学校的师生达数万人次。联络总站组织传达之后，下面反映很好。普遍认为周恩来的报告像是一场及时雨。有的同学还说，这些问题我们都争论过，周恩来好像都知道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