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思想意识先导作用的思考

在读书小组中阐述生产关系的变革的同时，周恩来自然地提出了上层建筑的变革问题。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周恩来历来承认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物质的或经济因素的最终决定性，不是一种机械的决定。人类社会的生动性，往往表现在思想意识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上面。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物质的本原的决定作用，和主观因素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性的反作用，是并行不悖的，不能以前者否定后者。恩格斯在晚年曾说过：“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惟一决定性的因素， 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马恩选集》第 4 卷，

第 477 页）恩格斯还说：“我们称之为思想观点的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我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同上书，第 484 页）列宁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等方式来表达这种“反作用”，并把这一“革命的理论”变成“革命的运动”，在苏联第一次建成社会主义国家，把理论的辩证法变成为革命的辩证法。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689 页）继列宁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把这一理论在中国变成现实。毛泽东把这一理论进一步地表述在《矛盾论》中：“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周恩来正是亲自参与导演把这一理论变为现实的中共核心人物之一。

历史进入 60 年代，当中国共产党人冷静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学习苏联《教科书》时，如何发挥上层建筑、思想意识的先导作用问题，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课题，周恩来在 2 月 25 日的讲话中指出：

“在生产关系革命，也就是经济革命的同时，要不断进行上层建筑的革命，也就是通常说的思想意识的革命。思想意识的革命常常是居先的，只有思想先变革了，才能变革所有制。主席又说，思想认识又常常是落后于客观现实的。先驱者的作用，就是在事物还处在萌芽状态，甚至还在胚胎之中就能认识它，并推动人们去认识它，实现它。马克思、列宁的作用就在于此。所以，我们要认识思想认识的居先和落后两个侧面。有时思想就是认识了， 但事物在不断发展，一时认识了，一时又不认识，这个问题认识了，那个问题又落后了。⋯⋯因此，要不断认识、不断实践。我们几十年来的经验极其丰富。苏联的经验也丰富，只是后来它没有总结。正因为这样，每个人的思想革新要居先。”

由此可见，周恩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辩证法”的理解，是非常深刻和透彻的。他认为，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运用辩证法来指导实践，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马列主义的作用所在。他把思想变革的

重要性，放在很高的位置上。这对人们解放思想、提高认识、避免盲从，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应该说，恩格斯晚年对社会意识决定性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补充论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当然，真理越过“雷池”一步，就会变成谬误。思想意识革命的先导作用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性之上，周恩来历来就注意这一点。早在建国初期的 1950 年 6 月 8 日，他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提出：“文化教育一方面是政治的先导，另一方面它的改造又要在经济、政治变革之后才能完成。所以文化教育既是‘先锋’，又是‘殿军’。”1952 年，周恩来又在政务院第156 次政务会议上强调：“我们不应该把文化建设看作是将来的事，不能等待，现在就应着手。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我们要建设，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显而易见，周恩来运用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在历史长河中经济因素与上层建筑各因素交互作用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