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魂归大地情未了在最后的日子里

这是一个经历过无数惊涛骇浪的政治家在生命岁月的最后一年零六个月的心路历程。他生前的最后几句话竟是关心别人。 他是带着太多的牵挂走的

周恩来生命历程中最后的一年零六个月，是在医院度过的。1974 年 6 月1 日中午，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同志在最后环顾凝视了一下自己的办公室后，

便告别了曾经工作生活 25 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前往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周恩来是在 1972 年 5 月间一次常例的检查中发现患有癌症的。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在党和国家遭受危难的年代里，周恩来始终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尽管处境十分困难，但他顾全大局， 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以古稀之年，承担了超负荷的工作量，竭尽全力地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维持着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继续运转，终于心力交瘁，忧劳成疾。但周恩来不顾病魔缠身，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在各个领域里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尽可能地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为此，他把自己的疾病置之度外，不仅没有改变相反还加快了自己的工作节奏，一再要求医务人员要把治病与他的工作统一起来，治疗要适应、配合工作，要使工作不受影响和干扰。

然而不久，周恩来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这一正确主张被否定了。全国的中心工作改为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这一形势，于1973 年冬发动了针对周恩来的反对“右倾回潮”运动。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每日大量便血，有时多达上百 CC，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却变本加厉地迫害周恩来。他们除了在政治上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 利用各种场合，把矛头公开指向周恩来外，还常常借故打着“商量工作”的幌子，无端干扰周思来的治疗工作，并且迫使周恩来承担了频繁的迎送外宾的礼节性工作，经常要从城里到首都机场往返数十公里。这对一个已经身患重病的古稀老人来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向身边的同志吐露过，说自己感到疲乏，想喘息一下。但是，为了不让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落入江青集团手中，为了遏止当时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动乱不堪的局面，周恩来强支病体，靠输血坚持工作，不分昼夜地抱病操芳。他经常是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体力实在支持不住了，就躺在床上批阅文件，一看就是几小时。直到 1974 年四五月问连续四次发生缺氧症状后，才同意住院动手术，但他仍坚持妥善办完最后一件公务。这时，周恩来的身体己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但他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于5 月29 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正式会谈。医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带着医疗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其间，陪同会谈的同志们几次催他休息，但他一直坚持谈完。31 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这之后，他才交代了工作，向秘书口授了“6 月 1 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后，才住进了医院。

1974 年 6 月 1 日，周恩来作了第一次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

们对此抱有充分的信心。但是，8 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又出现反复，为此不得不又进行第二次手术。当周恩来住院这一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后，人们的心头无不笼罩上了一层阴影。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性的历史灾难中，人民从周恩来砥柱中流、力挽狂澜、呕心沥血的努力中，认识到他是人民意志和愿望的体现者，因而更加赢得了人民的衷心爱戴，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寄托在他的身上。但是，正当党和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当人民还没有来得及表达自己内心对他的崇敬和爱戴之情而已经有可能永远地失去了他的时候，人民怎能不忧心忡忡，又怎能不急切地寻找机会表达发自内心的强烈感情呢？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1974 年 9 月 30 日晚，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抱病举行盛大招待会，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5 周年。当他步入宴会大厅时，出现了令人十分激动的场面：全场沸腾起来，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围簇在他的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不少坐在后面的同志， 纷纷站在椅子上，遥望祝愿。周恩来短短数分钟的祝酒词，竟被全场热烈的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至今仍然留在许多人的记忆里。它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党心、军心、民心所向。

国庆节过后，周恩来在医院中紧张地展开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是一个异常繁重而棘手的工作。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周恩来事必躬亲，通宵达旦地工作着。他在审阅四届人大各界代表的名额分配名单后，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要增加老干部的名额。他在审阅了政府工作报告后，提出了修改意见。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周恩来更是反复考虑，煞费苦心。

12 月 23 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

1975 年 1 月 13 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一集中反映全国亿万人民迫切愿望的振奋人心的宏伟目标。这是他生前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政治遗言。

四届人大开过后，由于过度劳累，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每日便血不止。3 月间，在作肠胃镜检查时，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月底又再次作了手术。对于自己病情的一再恶化，周恩来是十分清楚的。很显然， 死神在向自己一步步逼近。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于任何人也无法抗拒的自然法则——生老病死，周恩来的内心是坦然和无畏的。当他的侄女周秉德获知伯父得的是不治之症，急于要去医院看望他时，周恩来同她通了电话，专门谈到了生死问题，说：“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早在十几年前，周恩来就同邓颖超共同商定，相约死后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这回，在得知自己的病已经不能挽救时，他又一再叮嘱说，不要保留他的骨灰。他坚信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不灭，生息不已。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周恩来十分清楚自己责任的重大，自己的一进一退，关系到国家的安危， 特别是在目前党和国家遭受危难之际，更是如此。党和人民迫切地需要自己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但是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倍地工作，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他的这一心情不时地流露出来。5

月 7 日，周恩来到北京医院看望了谭震林等同志，并专门接见了曾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医务人员。他在谈到自己的病情时说：“我估计还有半年”，并表示：“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 3 月到 9 月间，据不完全统

计，周恩来以重病之身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 102 次，会见外宾 34 次，

离开医院外出开会 7 次，在医院召开会议 3 次，外出看望人 4 次。

在医院的这些日子里，周恩来就是这样坚守着自己的战斗岗位，忘我地工作着，而且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也不允许他安心治病。他必须时时注视着政治风云的变幻，提防着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举一动。四届人大后，始终把周恩来视为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最大障碍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不甘心企图组阁的失败，他们先是以反对经验主义为名，声称“经验主义是当前大敌”，指责政治局“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攻击周恩来。继而又利用毛泽东评论《水浒》一事，大批“投降派”，宣称“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已经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在这种形势下，一生曾经历过无数次惊涛骇浪的周恩来，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日子里， 心情十分沉重和悲愤，不得不为捍卫作为一个革命者高于一切的政治生命而奋起抗争。1975 年 7 月 1 日，他在同泰国总理克拉·巴莫签署完中泰两国建交公报后，一部分工作人员趁摄影记者还在，围住了周恩来，要求同他合影留念。周恩来答应了，但表示：“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划×

×。”一句话说得大家心情沉重得都抬不起头来。他们曾跟随周恩来多年，深知他的为人，不论在怎样险恶的环境里，也不论在怎样沉重的心情下，都很少谈论到个人的安危，那么今天突然吐露出来的这句话又意味着什么呢？ 1975 年 9 月间，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癌症的消耗，他的体重由

原来的 130 斤下降到只有几十斤。在病痛的折磨下，他连散步 4 分钟的力气也没有了。9 月 20 日，医生们不得不对他进行了手术。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有能够起来。作为一个已经战斗了数十年、饱经风霜的政治家，周恩来虽然躺在病榻上，但仍然十分关注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担忧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开始他还可以强撑着自己看报，后来便只能依靠医护人员读报了。形势在一天天恶化，但是在这种悲剧面前，周恩来又能表示些什么呢？医务人员常常看到他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不时地摇头叹息⋯⋯

癌症的晚期是十分痛苦的。周恩来以极大的毅力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每当难以忍受的病痛袭来的时候，他就紧紧地握住医务人员的手，一声不吭，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每咽一口饭，他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为了党和国家的大局，他决意要顽强地活下去，哪怕是多坚持一天也好。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多吃几口，来，给我数数。”当费力地咽下一口后， 他念叨着：“一！”又咽下一口：“二！”⋯⋯“三！”⋯⋯12 月中旬，周恩来已经不能进食了，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癌细胞已经广泛扩散，剧烈的疼痛常常使得他晕了过去。为了减少他的痛苦，医生不得已动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

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恩来想到的仍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仍是工作和他人，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1975 年 12 月间，周恩来对前来看望他的老一辈革命家叶剑英等人，切切嘱咐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

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在同王洪文谈话时，他一再告诫王要记住毛泽东 1974 年底在长沙同他们两人谈话中关于“江青有野心”的那段话。12

月 20 日这一天，周恩来的体温三十八度七，但他仍然在病榻上，吊着输液瓶子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他询问了台湾近况和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止谈话，他抱歉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 10 分钟再谈。”随后，便昏迷了过去。

12 月底，当周恩来得知曾给自己理了 20 多年发的北京饭店朱师傅几次捎信要来给自己理发后，便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老朱给我理了二十几年发，看到我病成这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吧，谢谢他了！” 1976 年元旦过后，尽管医务人员进行了全力抢救治疗，但周恩来的病情

仍在继续恶化，生命垂危。处于病痛极度折磨之中的周恩来要来《国际歌》歌片，用微弱的声音低声吟唱起国际歌，并对守在身边的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 月 7 日晚 11 时，当医生们来到床边进行治疗时，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双眼，凝视了一下，认出了其中的吴阶平医生， 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所说的最后几句话。

1976 年 1 月 8 日上午 9 时 57 分，周恩来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精力之后，怀着许许多多造福于人民的美好设想，怀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深的关切，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