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阿布德主席谈到了可恶的戈登。塞拉西皇帝却驱不散美国的阴影

离开西非的几内亚，又折返到红海边的东北非的苏丹共和国访问。由于中途需要飞行十几个小时，代表团途中又在马里首都巴马科作了短暂的停留。1 月 27 日下午 3 时，终于抵达苏丹首都喀土穆。在这个尼罗河畔的国家，代表团安排了两天半的访问时间。

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苏丹之时，正值苏丹局势动荡不安之际。但是，苏丹政府有意安排了极富政治意义和高礼仪的接待方式。他们提议周恩来和陈毅从机场到市区再到宾馆一路上乘坐敞篷汽车行进，好让首都喀土穆的人民一瞻中国贵宾的风采；也表明苏丹现任领导人的政治影响。然而，代表团负责安排礼仪的官员考虑到安全问题，对苏丹政府的提议表示了异议，并未经周恩来、陈毅知晓而改变了苏丹的计划。

进得城来，周恩来才知道改变了苏丹政府原先安排的事。他非常生气。因为错过了一个与苏丹喀土穆人民直接、亲近地见面的机会，他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人员，说他们顾虑太多，没有从大局考虑。他立即指示代表团有关人员，尽快同苏丹官员协商，在代表团离开喀土穆时安排他和陈毅从宾馆到机场沿途乘坐敞篷汽车。

为何这样？周恩来觉得，这不仅仅是个礼仪的问题，这一行动的含义远远超过礼仪方面的考虑。这样做是为了表示声援一个处境困难的被压迫国家的领导人，也支持苏丹人民的正义斗争。

再者，中国和苏丹在反对殖民主义侵略的历史中，曾有一次际遇，碰到一个共同的敌人。 1860 年 10 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一个名叫查尔斯·戈登的英国侵略军工兵队指挥官，作为主犯之一参与了进攻北京和抢掠焚毁中国圆明园的罪恶行动。此人还参与了镇压太平军的行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1884 年，此人被派往苏丹任殖民总督。 1885

年 1 月，在苏丹人民打败侵略者的武装起义中，马赫迪·穆罕默德领导的起义军在喀土穆击毙了刽子手戈登，也替中国人民出了一口气。

周恩来在喀土穆与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阿布德中将会谈时，提到了这个被愤怒的苏丹人民称为“喀土穆的戈登”的英国人，周恩来说：“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中国的戈登’，他杀害了很多中国人。你们结果了他的性命，我们得感谢你们。这样他就不能再害人了。”

月 30
日上午，为满足喀土穆人民的愿望和挽回上次改变苏丹政府安排的影响，周恩来和陈毅在阿布德主席的陪同下，坐上了敞篷汽车。由宾馆到机场，一路有摩托车队护卫，沿途有群众夹道欢送⋯⋯

同日上午 11 时 12 分，中国代表团的专机在六架埃塞俄比亚战斗机护航下，飞抵埃塞俄比亚东北部的阿斯马拉机场，受到沃尔德首相和其他大臣的欢迎。

代表团还未进入埃塞俄比亚，就感觉到了美国的阴影，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埃塞俄比亚，是埃政府主动邀请的。但是埃塞俄比亚当时还未与中国建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政府控制。埃方向周恩来发出邀请后，却矛盾重重，陷入一副为难的局面。一方面，他们希望周恩来去访问，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怕美国施加压力，影响埃美关系和美国对埃方的援助。

迫于这种外来的因素，埃塞俄比亚皇帝别出心裁地提出，他不能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接待周恩来，改在东北部的阿斯马拉市接待。这一安排，立即引起代表团里一些外交官的反感。按国际惯例，对一个国家总理，如果不在首都接待是不礼貌的。周恩来却微笑着给自己的属下做工作：我们应该着眼于发展中非人民和中埃人民的友谊，美国对埃方有压力，我们要体谅埃方的困难处境，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

当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欣然到达阿斯马拉市时，美国的报刊趁机大作文章，嘁嘁喳喳地说这是埃塞俄比亚有意降低对中国人的接待规格。周恩来等人却一笑了之，对此置之不理。

中国代表团到达不久，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便于中午在阿斯马拉皇宫接见了代表团成员。下午 4 时 30 分，双方举行会谈。

美国的阴影，干扰中埃会谈，双方意见出现分歧，争论起来。塞拉西指责中国在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边界争端中支持索马里。周恩来耐心地作了解释，说：中国对索马里的经济援助与埃、索领土争端是两回事；况且中国先与索方建交，而与埃方未建交；中国也并未向索方提供军事援助；中国愿意同非洲各国友好，不介入争端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我们不会支持冲突中的任何一方；亚非国家的问题应该由自己来解决，不应让外国干涉、破坏。周恩来还明确地指出：“我们是不会拿武装去帮助别人进行领土侵犯的。”相反，“凡是非洲国家向我们提出经济援助要求的，我们一般都给予满足。”第一次会谈结束后，塞拉西一世又在皇宫里举行欢迎中国客人的宴会。

等宴会散去，皇帝一走，中国代表团的随员们便感到刚才还热热闹闹的皇宫，顿时变得冷清，甚至给他们带来一丝的不悦。

阿斯马拉的皇宫，原为美国人的军事基地，埃塞俄比亚接管以后，作为塞拉西皇帝的“冬宫”。虽为皇宫，但却是孤零零的一座建筑，只有两套住房，一个客厅，一个厕所。到了晚上，极为不便。周恩来往一间，陈毅住一间，剩下的就只有中间的客厅了。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被埃方安排到很远的宾馆居住。但此地有美国的势力，所以卫士长成元功格外警惕，他与医生卞志强等人都不能离开总理和陈老总。只好与埃方接待人员协商能否在过道里加几个简易床。可直到半夜，埃方人员仍没有把床弄来，成元功等人只得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一夜。这一夜，周恩来屋里的灯光一直亮着，他彻夜工作已成习惯，何况还要准备第二天进一步与塞拉西皇帝会谈。

正是由于美国的影响，在 1 月 31 日双方的最后一次会谈中，涉及中、埃

建交问题时，塞拉西皇帝考虑到与美国的关系和美国对埃的援助问题，不同意宣布中埃建交，只是表示：“不久将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当天，双方签署了联合公报。

本来，在联合公报签署的当晚宴会上，周恩来要宣读一篇讲话稿的，但他考虑，既然双方存在分歧，我方的许多观点在会谈中都已阐明，不如改变一下方式，不宣读此稿。他征得代表团同志一致意见后，让礼宾司司长俞沛文把讲话稿先送给塞拉西皇帝看，征求他的意见。塞拉西看后说：请转告周恩来总理，他的意见和观点，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尊重他的，请他最好不要讲这篇稿子了。周恩来心领神会，自然地放弃了宣读这篇稿子的打算。他说：我们可以等五年、十年、十五年，直到对方方便时我们再建立外交关系。

在告别宴会上，周恩来只是发表了简短的祝酒词，他不点名地批评了美国：

“这个公报的签署和发表，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埃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且使那些制造无根据的谣言来破坏中埃两国关系的外来企图遭到失败。”

中国政府和埃塞俄比亚政府的等待，历时七年，直到 1970 年中美关系开始松动之前，中国和埃塞俄比亚才建立了外交关系。当初替周恩来递送未发表的讲话稿的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出任了驻埃塞俄比亚首任大使。